丘处机“一言止杀”辨正上



时间:2014-07-30 16:06        点击:


                            ——兼与杨讷先生《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一文商榷

                                            作者:赵卫东  教授
 
    蒙元以来,丘处机劝说成吉思汗止杀一事几成定论,《玄风庆会录》序、《长春真人成道碑》、《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南村辍耕录》、《元史·丘处机传》1等对此有详细记载,清乾隆皇帝更是称赞丘处机“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但近年来杨讷先生却多次撰文否定此事,认为“所谓‘一言止杀’不过是丘处机的后继者们炮制的谎言”2。杨先生讨论丘处机“一言止杀”问题的文字主要有三处:一是《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3一书;二是《丘处机“一言止杀”辨伪》4一文;三是《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5一文。以上三处文字,第一处只是对此问题“略加申说”,并未详细展开论述。杨先生第一次详细讨论此问题是在《丘处机“一言止杀”辨伪》一文中,此文收于《揖芬集——张政烺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但此文发表之后,杨先生“本以为自己的抛砖之举或许能引起一点讨论,结果是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于是杨先生认为,这是因为《揖芬集——张政烺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印数甚少,知者寥寥”所致,因此,他又撰写了《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一文,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八十五辑中,再次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

    其实,并非像杨先生所言,其《丘处机“一言止杀”辨伪》一文发表后“几乎没有什么反应”。杨先生该文一发表,我已经注意到了这篇文章。当时,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先生正带领我们撰写《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6,因杨讷先生曾将此文复印后赠送牟先生,我才从牟先生处得睹此文。牟先生还特别叮嘱我撰写一篇商榷性的文章,以附录的形式附于《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一书之后。但我在反复阅读杨先生的文章之后,迟迟没有下笔,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当时忙于《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我所承担部分的写作,无暇顾及此事;二是因为杨讷先生是著名元史研究专家,此文资料详实,说理颇有力度,对于一个长于思辨而短于考证的学哲学出身的青年学子而言,在获得更为确凿的证据与史料之前,很难推翻杨先生的结论。《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一书完成之后,我又忙于其他的项目,此事就搁置下来。最近,中国道教协会尹志华博士看到了杨先生重新撰写的《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一文,便发给我,让我阅读。我比较“辨伪”与“再辨伪”两文,发现杨先生的主要观点以及所用史料变化不大,只是在后文中加入了对《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一书中关于丘处机“一言止杀”问题的批评。可以说,他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他言:“这部书总共四十万字,其中专讲丘处机的章节逾四万字,全面肯定了丘处机西行及其‘止杀’的功绩,评价之高远远超出我的预料。惜乎此书并不由史料的考辨入手,甚至任意剪拼史料,以致其证据与结论多有商讨的余地。”又言:“最令我不解的是,《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的作者竟然提出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谁更伟大的问题。在一部学术著作中提出这样的问题,简直叫人惊讶莫名。”最后,他还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话“总是说些真实的好”来批评《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一书的研究不符合史实。因为《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一书中有关丘处机西行觐见一部分内容是由我执笔的,既然杨先生明确对我的观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不得不作出回应。况且,杨先生在“辨伪”与“再辨为”两文中的一些提法也让我不敢苟同。比如,他言:“丘处机的政治理念如此低下,他的宗教追求亦复可悲。”又言:“陈铭珪在《长春道教源流》中引丘处机诗多首,以证明‘其悲悯之怀随处流露’,其中一首《阳九百六诗》云:‘劫运天灾不可当,高真上圣救无方。直须受尽丰年孽,再得升平入道场。’依我看,这首诗以及一些别的诗都透着一股宗教上层人士对民众苦难的冷漠,丘处机真正关心的是这场‘劫运’给教门带来的发展机会。”等等。因此,想从不同的视角来重新对丘处机“一言止杀”的问题作一探讨,希望能够得到杨讷先生以及学界同仁的指教。

    杨讷先生有关丘处机“一言止杀”问题的讨论是以其《丘处机“一言止杀”辨伪》与《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两篇文章为主的,因这两篇文章大同小异,只是后者比前者更全面更深入更具体而已,所以本文对杨讷先生观点的引述以《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一文为主。在该文中,杨讷先生继续阐发了他对丘处机“一言止杀”问题一贯的看法,他通过详细的考证得出“所谓‘一言止杀’不过是丘处机后继者们炮制的谎言”的结论。他言:“‘一言止杀’故事是丘处机去世后全真道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其时全真道与蒙古朝廷关系更加密切,教门领导人的私欲也随之膨胀,他们要借抬高父师来抬高自己,于是造出丘处机建言止杀的故事。”为了论证以上观点,他提出了如下三条证据:(一)《长春真人西游记》、《长春真人本行碑》、《西游录》、《玄风庆会录》皆不见长春止杀之语,丘处机“一言止杀”故事初编于姬志真《长春真人成道碑》,补编于李道谦《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最终完成于《元史·丘处机传》“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的说法。(二)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完全是为了扩大全真道的社会影响和提高教门的政治地位,并没有救万民于水火的想法,更不可能向成吉思汗建言止杀。(三)比较丘处机觐见前后成吉思汗的行为,并没有找到他减少杀戮和收敛杀心的证据。

    针对杨讷先生所提出的以上三条证据,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出回答:(一)由丘处机一贯的行为看其是否有可能向成吉思汗建言止杀?(二)丘处机是否劝说过成吉思汗止杀?(三)丘处机觐见后成吉思汗是否减少了屠戮、收敛了杀心?

    一
 
    好生恶杀是道教一贯的宗旨,而全真道尤甚。在《重阳立教十五论》出现之前,早期全真道并没有明确的成文戒律,但在王重阳及全真七子的诗文中,却可以找到后来全真戒律的雏形,其中不乏对全真道士及普通信众戒杀的要求。王重阳言:“大凡学道,不得杀盗。”7又言:“孝养师长父母,六度万行方便,救一切众生,断除十恶,不杀生,不食酒肉,邪非偷盗,出意同天心,正直无私曲,名曰天仙。”8马钰言:“杀生冤债的端担,决堕轮回失了衫。若要解冤须改业,学他赵四与张三。”9又言:“好依予戒杀生。”10马钰还多次劝说渔民焚船网、戒杀生,在《赠谭公》词中,其言:“于郎急。留心长在船头客。船头客。杀鱼虾命,罪根非隔。把予言语休胡测。速烧船网冤魂溺。冤魂溺。要全灵物,踵间通息。”11他甚至还因建造修真之所伤害了生灵而自责,其言:“马风子,创置屋三间。动土兴工经一载,杀伤蝼蚁命须还。死堕鬼门关。错中错,追悔亦应难。造下业缘须受苦,刀山剑树定跻攀。怎得列仙班。”12除马钰之外,全真七子中的刘处玄、王处一等也都有戒杀的言论。刘处玄言:“戒杀生灵,合宅安康。”13王处一言:“救生戒杀契真修,百祸消亡福注留。”14受早期全真道戒杀思想的影响,丘处机亦多次提到戒杀,其言:“万灵中,人最贵。超群化,数属三才品位。愚夫甚却骋凶顽,便将为容易。杀害生灵图作戏。全不念地狱,重重暗记。一朝若大限临头,与他家恺气。”15又言:“年年此际杀生多,造业弥天不奈何。幸谢吾皇严禁切,都教性命得安和。”16显然,“戒杀”不仅是全真道一贯的主张,而且也是丘处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丘处机提倡“戒杀”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正付诸于其一生的行动中。终其一生无时不在为生民性命着想,为救百姓出水火奔忙,对此可以从他觐见前、觐见中和觐见后的行为中看出。

    (一)觐见成吉思汗前丘处机的止杀救生行为。陈时可《长春真人本行碑》言:“贞祐甲戌之秋,山东乱,驸马都尉仆散公将兵讨之,时登及宁海未服,公请师抚谕,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17对于这一件事学界有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丘处机帮助金统治者镇压农民起义,显然这是从政治角度来看待这一事件。然而,我们认为,丘处机首先是一位宗教家,而不是政治家,我们在评定其行为的时候,首先应该从宗教的角度来评定,而不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评定。若从宗教的角度来审视这一事件,那么,丘处机作为一个富有戒杀思想的宗教家,劝止金统治者与农民起义军之间的战争,并非为了政治的考虑,而是为了拯救百姓的性命,是他戒杀思想的具体贯彻与落实。对于以上这段史实,《玄风应会图》有更为详尽的记载,其言:“宣宗贞祐二年甲戌,诏师抚谕登宁叛民。初大安辛未,天兵入塞,师诣阙进诗,将拯百六之运,值纥石烈乱,不果其志。又有诗云:‘日暖风和景色新,天教东下去游春。不能拯得群生苦,且乐飘蓬自在身。’及宣宗南渡,贞祐二年甲戌,山东寇乱,驸马都尉仆散公,提兵讨之。时登宁未下,公奉旨请师抚谕,所至投戈拜命,二州遂定,民免屠戮。”18《玄风庆会图》的记载充分说明免除屠戮是丘处机劝降农民起义军的真正目的。而且,从以上记载我们还可以看出,丘处机拯救百姓性命的活动并非只此一端。金大安初年,蒙元军队入侵,眼见中原百姓又要遭受一场惨酷的屠戮,丘处机心急如焚,亲赴金都进诗,“将拯百六之运”,但因纥石烈叛乱而“不果其志”。

    《玄风庆会图》言:“贞祐三年乙亥,师居登州长春观。下至兴定丁丑,连年兵革,饥疫继作,饿殍在野。师作诗赠刺史张通议云:‘沴气时时作,穷民日日多。静观无以救,长叹复如何!’师令道众,力服耕耘,分己之粮,以济饥馁。间入沙门岛以避兵。及强众之暴寡弱,虽父子兄弟之亲,不能救也。因作《愍物》二篇云:‘天苍苍兮临下土,胡为不救万灵苦。万灵日夜相凌迟,饮气吞声死无语。仰天大叫天不应,一物细琐徒劳形。安得大千复混沌,免教造物生精灵。’又云:‘呜呼天地广开辟,化出众生千万亿。暴恶相侵不暂停,循环受苦知何极。皇天后土皆有神,见死不救知何因。下士悲心却无福,徒劳日夜含酸辛。’”19金贞祐三年(1215)至兴定元年(1217)之间,山东连年战乱,又加之以饥馑,导致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睹此惨状,丘处机悲从衷出,欲拯难民,于是上书刺史张通议,试图唤醒金统治者的慈悲心,但没有成功。于是,他把道观余粮分给灾民,并督促全真教众勤耕力作,争取生产更多的粮食来周济灾民。前面的例子是说丘处机如何从人祸中拯救性命,而这一个例子说的则是他如何从天灾中拯救性命,虽然有所不同,但所表达的意义却是一样的。对于丘处机来说,不管是人杀,还是天杀,只要危及百姓性命,他就要出来拯救。这种从天灾人祸中救人性命的行为,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宗教家所具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二)觐见成吉思汗过程中丘处机的止杀救生行为。元太祖十五年(1219)正月,丘处机以七十三岁高龄带领精心挑选出来的十八名弟子西行觐见成吉思汗。当时丘处机已是全真掌教,在金、南宋和蒙元三方都享有极高的声誉,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作为一个宗教家一贯的止杀救生行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记载:“二十二日,至卢沟。京官、士庶、僧道郊迎。是日,由丽泽门入,道士具威仪,长吟其前。行省石抹公馆师于玉虚观。自尔求颂乞名者日盈门,凡士马所至,奉道弟子以师与之名,往往脱欲兵之祸,师之道荫及人如此。”20“二十二日”是指元太祖十五年(1219)二月二十二日,当时丘处机觐见行至燕京,他借助成吉思汗宣召之事开始广开教门,开化度人,燕京士庶奉道者多因此而免于兵祸。这说明丘处机在西行之初就已开始实施他的止杀救生行动,所以,王国维先生在《长春真从西游记注》中言:“姚燧《牧庵集》十一《长春宫碑》: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残,而首鼠未平,鼎鱼方亟,乃大辟元门,遣人招求俘杀于战伐之际,或一戴黄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赖以生者,无虑二三钜万人云云。据此记,则长春于庚辰入燕,已为此事,不待癸巳也。”21当丘处机行至邪米思干城时,面对处于战争苦难中的百姓,再度伸出援助之手,《长春真人西游记》言:“自师之至斯城也,有馀粮则惠饥民,又时时设粥,活者甚众。”

    在西行途中,丘处机亲眼目睹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写下这样的诗句:“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22“水北铁门犹自可,水南石峡太堪惊。两崖绝壁搀天耸,一涧寒波滚地倾。夹道横尸人掩鼻,溺溪长耳我伤情。十年万里干戈动,早晚回军复太平。”23以上两首诗向我们透露了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是由“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夹道横尸人掩鼻,溺溪长耳我伤情”可以看出丘处机对战争的控诉;二是由“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可以看出丘处机西行的目的是为了“山东二百州”的百姓;三是由“十年万里干戈动,早晚回军复太平”可以看出丘处机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社会理想。假若说以上两首诗所表达的意义尚嫌模糊,那么,下面两首诗则明确地表明了丘处机西行的目的。其一云:“自古中秋月最明,凉风届候夜弥清。一天气象沉银汉,四海鱼龙耀水精。吴越楼台歌吹满,燕秦部曲酒肴盈。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24其二云:“当时发轫海边城,海上干戈尚未平。道德欲兴千里外,风尘不惮九夷行。初从西北登高岭,渐转东南指上京。迤逦直西南下去,阴山之外不知名。”25“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道德欲兴千里外,风尘不惮九夷行”两句明明白白地表明了丘处机西行的目的就是要“罢干戈”“兴道德”,而“罢干戈”即是“止杀”,“兴道德”亦与“止杀”相关联。从以上诗中,我们丝毫没有看到“宗教上层人士对民众苦难的冷漠”,相反,却处处体现着丘处机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虽然“我们不可仅仅根据一个人的若干诗文就来判断他对民众的态度,应该看他实际做了些什么”。由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出,丘处机对民众疾苦的关切,拯救百姓性命的急切,并不只是停留在诗文上,而是真正付诸了行动。若看不到这一点,才是真正“对民众苦难的冷漠”。

    (三)觐见成吉思汗后丘处机的止杀救生行为。西行觐见归来之后,丘处机利用成吉思汗赐予他的各项特权,广开教门,延纳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入道,使他们得免于蒙古军的屠戮。商挺《大都清逸观碑》言:“己卯之岁,长春丘公来自海上,应太祖皇帝之聘,越金山而入西域也,……及南归至盖里泊,夜宣教语,谓众曰:‘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长春既居燕,士庶之托迹,四方道侣之来归依者,不啻千数,宫中为之嗔咽。”26又姚燧《长春宫碑铭》言:“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残,首鼠未平,而鼎鱼方急。乃大辟玄门,遣人招求俘杀于战伐之际。或一戴黄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赖以生者,无虑二三巨万人。”27对于丘处机西行觐见归来之后的止杀行为,杨讷先生并不否认。他在《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一文中言:“我不否认丘处机师徒们有过一些止杀行为。他们的止杀行为大致有三类。一是配合蒙古‘顺者不诛,降城获免’的政策,协助蒙古劝降。二是利用成吉思汗对宗教的宽容和对丘处机的优遇,接纳一些难民为道徒,使他们免遭杀害,同进扩大了教门。此即元人说的‘至有囚俘亡命,辄缁其冠而羽其衣者,一无所问。’三是李志常(即李浩然)写的《行状》所述,‘凡将帅来谒,必方便劝以不杀人’。因为有这些行为,丘处机及其教门给当时和后世留下了救生止杀的印象。但这些行为同‘一言止杀’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既然杨先生对此并不否认,我们在这里就没有再度申述的理由。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说明,即杨先生认为以上止杀行为与“一言止杀”完全是两回事,在我们看来,它们并非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至少它说明了丘处机师徒在西行觐见归来后,一直在贯彻他们一贯的止杀思想,并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总之,戒杀是早期全真道的重要戒律,丘处机继承了这一思想,并把戒杀视为得道的必要前提。但丘处机的戒杀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正付诸了行动。从他一生的经历来看,他无不时时处处以止杀救生为念。像丘处机这样一个一生以止杀救生为念的具有悲天悯人宗教情怀的人,单单在觐见成吉思汗时没有建言止杀,这是不符合常理的。况且,他在诗中还明确表白过“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无论从丘处机的思想旨归与一贯的行为,还是从其对西行目的的直接表白,我们都可以看出,其建言止杀是极有可能的事。

    二

    虽然从丘处机的一贯表现来看,他极有可能向成吉思汗建言止杀,但若没有确凿的证据,这仍然只是一种推测,不能最终得以证实。况且,正如杨讷先生在《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一文中所言,丘处机“一言止杀”这件事有许多令人费解的问题需要澄清。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长春真人西游记》、《长春真人本行碑》、《西游录》为何不见长春止杀之语?二是《玄风庆风录》中有无止杀之语?

    对于《长春真人西游记》为什么无止杀之语,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中解释道:“或曰:长春止杀之语,此记未之载,何耶?曰:此志常之慎也。当长春入对时,与坐者止阿海、阿里鲜、刘仲禄、田镇海四人;而仲禄、镇海必长春请召之乃得入帐,长春守老子成功弗居之训,不言温树,志常未之闻,故不敢载也。”28对于陈教友肯定《长春真人西游记》无止杀之语,杨讷先生大为赞赏,但对于陈教友对《长春真人西游记》为何无止杀之语的解释,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陈教友“囿于他的道徒立场,笃信‘止杀’之真有,不思其事之或无,虽然《西游记》中不乏有力的反证,他却不能予以正视,因而作了错误的论断。”但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杨先生的论断亦是囿于其只重史料不重事实的立场,笃信“止杀”之无,不思其事之有,从而作出了错误的论断。虽然杨先生说“《西游记》中不乏有力的反证”,但他并没有举出所谓真正有力的反证,相反,他却囿于止杀之无的先见,不见陈教友所举对肯定“一言止杀”有力的证据。陈教友在说完上面一通话之后接着言:“然记载长春‘十年兵火万民愁’一诗,又载‘欲罢干戈致太平’一诗,又载长春奏‘话期将至,可召太师阿海’,阿海固曾以‘止杀掠,应天心’告太祖者,长春之望太祖止杀,《记》固曲传之矣。”29除列举以上《长春真人西游记》中的证据之外,陈教友还从丘处机的一贯表现以及道家道教的根本精神对丘处机“一言止杀”的可信性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其言:“长春《愍物诗》云:‘天苍苍兮临下土,胡为不救万灵苦。万灵日夜相凌迟,饮气吞声死无语。仰天大叫天不应,一物细琐徒劳形。安得大千复混沌,免教造物生精灵。’其二云:‘呜呼天地广开辟,化生众生千万亿。暴恶相侵不暂停,循环受苦知何极?皇天后土皆有神,见死不救知何因?下士悲心却无福,徒劳日夜含酸辛。’又《阳九百六诗》云:‘劫运天灾不可当,高真上圣救无方。直须受尽丰年孽,再得升平入道场。’其悲悯之怀,随处流露。长春之有为也,亦时为之也。不特此也,《道德经》于‘佳兵者,不祥之器’,反覆申喻,累百余言,而终之曰:‘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又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又曰:‘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又曰:‘慈故能勇。天将救之,以慈卫之。’长春之止杀救人,长春之慈,长春之勇,长春之以道佐人主也。”30杨讷先生无视陈教友对“一言止杀”可能性的举证,而只是抓住其对《长春真人西游记》为何不见止杀之语的解释来大做文章。确实,陈教友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是不正确的,但这并不能说明陈教友肯定“一言止杀”也是错误的。

    杨讷先生认为:“《西游记》未载‘一言止杀’故事,原因不在李志常个人慎不慎、闻未闻、敢不敢,而在这个集体无人知晓这个故事。”对于以上这句话,我们同意前半句,却不同意后半句。确实,《长春真人西游记》有无止杀之语与李志常是否曾经跟随丘处机觐见,并无多大的关系。正如杨先生所言:“《西游记》是一部集体的游历记录,并非李志常个人著述;李志常只是执笔人而已。”但说“这个集体无人知晓这个故事”,我们却不能苟同。杨先生的意思是说,这个故事根本不存在,所以无人知晓,其主要依据即是《长春真人西游记》、《长春真人本行碑》、《西游录》等无止杀之语。只要我们能够对以上三篇文献为何无止杀之语作出合理的解释,杨先生的观点就不攻自破。要想解决以上三篇文献为何无止杀之语的问题,还必须从《长春真人西游记》说起。《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中言:“二十有三日,又宣师入幄,礼如初,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谓左右曰:‘神仙三说养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31由此可见,丘处机给成吉思汗讲道时,成吉思汗曾下旨要求“勿泄于外”,这极有可能就是《长春真人西游记》不见止杀之语的原因。无独有偶,《玄风应会录》的《序》也有类似的说法,其言:“国师长春真人,昔承宣召,不得已而后起。遂别中土,过流沙,陈道德以致君,止干戈而救物。功成身退,厌世登天。自太上玄元西去之后,寥寥千百载,唯真人一人而已。其往回事迹载于《西游记》中详矣,唯馀对上传道玄言奥旨,上令近侍录而秘之。岁乃逾旬,传之及外,将以刊行于世,愿与天下共知玄风庆会一段奇事云。壬辰长至日序。”32这个序言明确地肯定了丘处机曾经“陈道德以致君,止干戈而救物”,这与《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丘处机本人的诗句“欲罢干戈致太平”与“道德欲兴千里外”恰好相互照应。不仅如此,序言中还提到“其往回事迹载于《西游记》中详矣,唯馀对上传道玄言奥旨,上令近侍录而秘之。”这与《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说是一致的,即认为《长春真人西游记》之所以无止杀之语的原因是成吉思汗“勿泄于外”之语所致。全真道徒只有丘处机一人知道讲道的具体内容,但他因成吉思汗“勿泄于外”一语而不敢对李志常等全真弟子提起,李志常在撰述《长春真人西游记》时,并不知道丘处机讲道的具体内容,所以《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才无止杀之语。

    以上解释虽然能够说明为什么《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无止杀之语,但能否说明《长春真人本行碑》与《西游录》为什么无止杀之语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玄风庆会录》序言中提到“岁乃逾旬,传之及外”之语,这说明自丘处机给成吉思汗讲道之后,因成吉思汗“勿泄于外”禁令,讲道的具体内容任何人都不敢外传,直到十年以后的元太宗四年(1132)才解禁,外人才能得知当年讲道的大致内容。陈时可《长春真人本行碑》撰于“戊子之秋,八月丙午”,即拖雷监国时期(1228),当时尚未解禁,所以陈时可并未能见到或听到讲道的具体内容,故不可能有止杀之语。耶律楚材《西游录》的最后完成时间与《长春真人本行碑》一样,也是戊子年(1128),而《序》作于元太宗元年(1129),无论是正文,还是序言,所作时间都在元太宗四年(1132)以前,即耶律楚材作《西游录》时,丘处机讲道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开。然而,比较《西游录》中耶律楚材所罗列丘处机的十大“罪状”与《玄风庆会录》所记载的讲道内容来看,显然耶律楚材在写作《西游录》时已经知道了讲道的具体内容。但因在《西游录》中他主要是批评丘处机,当然对于像“一言止杀”这样的丘处机的功绩不会提起。虽然耶律楚材在《西游录》中没有提到丘处机“一言止杀”的事,但他对这件事是知晓的。因为虽然我们目前不能确定《玄风庆会录》的序言为耶律楚材所作,但其中“陈道德以致君,止干戈而救物”这句话耶律楚材是应该看到过的。而且,按照杨讷先生的考证,《长春真人成道碑》“其撰写时间必在1234年至1238年正月之间”,此时耶律楚材尚在人世。若“一言止杀”真是“丘处机的后继者们炮制的谎言”,那么,当时耶律楚材为什么不起来反驳呢?若真有其事,当时耶律楚材是不会放过反驳的机会的。反过来说,当时知道丘处机讲道具体内容的耶律楚材还在世,全真道徒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捏造事实。所以只有一种解释,即丘处机“一言止杀”确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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