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处机“一言止杀”辨正下



时间:2014-07-30 16:02        点击:


                                 ——兼与杨讷先生《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一文商榷

                                              作者:赵卫东  教授

    三

    在《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一文中,杨讷先生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玄风应会录》,他把《玄风庆会录》的问题归结为以下四点:1、《庆会录》刊行于何时?2、《庆会录》是谁编录的?3、《庆会录》的序文是编者自序吗?4、我们从《庆会录》读到了什么?对于有关《玄风应会录》的以上四个问题,我们在第一与第三个问题上,基本上同意杨先生的考证,但在第二与第四个问题上却与杨先生有不同意见。杨先生认为,“《庆会录》刊于太宗年间,不会在1356年李志常卒后,更无可能在世祖壬辰年(1292)。”其所言不差。因序言中有“岁乃逾旬”之语,序文后又有“壬辰长至日序”之语,以此推断,序言所作时间应为元太宗四年(1132)。那么,《玄风庆会录》应该刊于元太宗四年(1132)或稍后,所以杨先生说“《庆会录》刊于太宗年间”是符合史实的。对于序言的作者问题,我们同样认同杨先生认为其非耶律楚材所作的观点。因为序言写作时间晚于《西游录》的写作时间,既然耶律楚材在《西游录》中对丘处机极尽批评之能事,他就不会再像序言中那样来称赞丘处机,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33但杨先生所下“序文必出于全真道徒之手”的断语却失之武断,序言非耶律楚材所作,并不一定就出自全真道徒之手。对于以上两个问题我们不再赘述,下面来讨论一下第二个问题。

    对于《玄风庆会录》的编录者,杨先生认为是耶律楚材,其主要证据除《玄风庆会录》署名“元侍臣昭武大将军尚书礼部侍郎移剌楚才奉敕编修”外,即是秦志安在《金莲正宗记·长春丘真人》中的下面一段话:“是时,成吉思皇帝方守算端国未下,宣差刘仲禄乃以师见帝。……由是,每日召见,即劝之少杀戮,灭嗜欲。前后数千言。耶律晋卿方为侍郎,录其言以为《玄风庆会录》,皇帝皆信而用之。”34以上两点证据足以证明《玄风庆会录》为耶律楚材编修,但却不能如杨讷先生所言可以证明“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讲道时耶律楚材在坐”。因此,为了证明丘处机为成吉思汗讲道时耶律楚材在座,杨先生又举出《西游录》的两段话以为证据:第一段话为:“客曰:丘公进奏谈道之语,可得闻欤?居士曰:壬午之冬十月,上召丘公以问长生之道。所对皆平平之语言及精神气之事。又举林灵素梦中絜宋徽宗游神霄宫等语。此丘公传道之极致也。”35第二段话为:“居士曰:予与丘公,友其身也,不友其心也;许其诗也,非许其理也。奏对之际,虽见瑕玼,以彼我之教异,若攻之则成是非,故心非而窃笑之。”36根据第一段话,我们只能得出在作《西游录》时耶律楚材知道丘处机为成吉思讲道的内容,但却不能因此而断言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讲道时耶律楚材在座。对于第二段话中的“奏对之际”,我们虽然可以理解为指的就是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讲道之时,但同样我们亦可以理解为“奏对之际”只是笼统的表述,并非确指某一具体时间。因此,通过以上两段话断言“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讲道时耶律楚材在坐”,未免过于轻率。

    我们这样说,仍然不能推翻杨先生的观点,虽然有些武断,但他毕竟提出了一个对以上文献合情合理的解释。我们要证明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讲道时耶律楚材不在座,就必须举出更为有力的证据,历史地理学家们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虽然耶律楚材在《西游录》中称“予之西游也,所见大略如此”37,但实际上他在《西游录》中所述并非全是亲历。向达先生在《西游录》前言中言:“《西游录》自阿里马以西历举亦列河、虎司窝鲁朵、塔剌思城、苦盏城、八普城、可伞城、芭榄城、讹打剌城、寻思干、蒲华城、阿谋河、五里犍城、斑城、抟城、黑色印度、可弗叉国等地名。其中大部分是楚材曾经目识亲览之地,一小部分得之传闻。”38又在注解中言:“自黑色印度起至可弗叉国,耶律楚材并未亲历,仅凭传闻,多不可信。”39显然,向达先生认为,耶律楚材《西游录》所述大部分地名,耶律楚材皆曾亲历,只有自黑色印度起是凭传闻而记。向达先生认为《西游录》所述并非全部是耶律楚材亲历是对的,但他认为自黑色印度起才是耶律楚材凭传闻所记,却值得商榷。向先生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始终坚持成吉思汗西征“耶律楚材一直随着成吉思汗”40,其言:“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西征,主要是攻打花剌子模。楚材跟随成吉思汗转战诸地,并曾在塔剌思城当过管理屯田的河中蒙民子弟的官。”41但根据《长春真人西游记》与《湛然居士文集》的记载,在西征过程中,耶律楚材并非一直跟着成吉思汗,当丘处机到达邪米思干时,他当时在邪米思干,并未跟随成吉思汗继续西征。向达先生虽然知道耶律楚材“在撒马尔罕住的时间比较长”42,但却仍然认为“耶律楚材一直随着成吉思汗”,不知何因。而且,按照向达先生的考证,成吉思汗东归时,“楚材没有随着成吉思汗”43,况且他所讲的耶律楚材东归的起点是阿里马城,而不是成吉思汗在雪山的行在。向达先生的观点至少不能解决以下问题:1、到达邪米思干后,耶律楚材是否继续跟随成吉思汗西征?2、为什么他不与成吉思汗一起东归?比较合情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到达邪米思干后,耶律楚材就没有跟随成吉思汗继续西征。程同文就持这种观点,他在给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注》所作的《跋》中写道:“读《湛然集》,晋卿在西域十年,惟及寻思干止耳,未尝出铁门也。今读此《记》,则太祖追算端,惟过大雪山数程,其地应为北印度。晋卿实未从征,无由备顾问。”翻检《湛然居士文集》44不难发现,耶律楚材在西行路上,不断以诗记其行,但其诗却只写到邪米思干,邪米思干以西他并未在诗中提及。而且,《西游录》中在说到邪米思干以西之阿谋、五里犍城、斑城、抟城等地时,至为简略,可能是因未曾亲历之故。因此,程同文认为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行止于邪米思干应该是正确的。如此以来,《西游录》中所述地名,自邪米思干以西皆非耶律楚材亲历,耶律楚材当然更不可能在丘处机雪山讲道时在座。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提到“太师阿海”即是耶律楚材,经王国维先生、张星烺先生考证,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王国维先生在注“太师移剌国公”时言:“《元史·耶律阿海传》:阿海以功拜太师,从帝攻西域,下蒲华寻斯干等城,留监寻斯干,专任抚绥之责。”45显然,王国维先生认为,“太师阿海”即耶律阿海,而非耶律楚材。张星烺先生言:“白莱脱胥乃窦谓太师移剌国公或即耶律楚材也。楚材为辽之后裔。辽之国姓为耶律,又作移剌。楚材《湛然居士文集》有《从容庵录序》。末题曰:‘移剌楚材晋卿序于西域阿里马城。’……王国维谓太师移剌国公,乃耶律阿海也。阿海以功拜太师,从帝攻西域,下蒲华、寻斯干等城,留监寻斯干,专任抚绥之责云。耶律阿海《元史》卷一五〇有专传。二说吾取王氏,盖楚材无太师之称号也。”46张星烺先生赞成王国维先生的观点,认为“太师阿海”并非耶律楚材。

    既然丘处机雪山讲道时,耶律楚材并不在座,那么,他怎么会在写作《西游录》时知道丘处机讲道的内容呢?答案还得从《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找,其中言:“师有所说,即令太师阿海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十有九日清夜,再召师论道。上大悦。二十有三日,又宣师入幄,礼如初。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谓左右曰:‘神仙三说养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47由“仍敕志以汉字”来看,当时记录论道内容主要用的是蒙古文,所以成吉思汗才下令命人译为汉文,而耶律楚材极有可能就是后来受命译为汉文的人,所以他对论道内容极为熟悉。但姚从吾先生曾提到一个颇值得注意的问题,他言:“《玄风庆会录》就内容说大致可信。它当然不是原始记录的正本或副本。因为照《西游记》所说正本是蒙古文,间或附有汉字或回纥字。蒙文记录以外,耶律楚材有没有奉敕编录成为汉文?《西游记》、《西游录》、《湛然居士集》均未明言。但耶律楚材本人是知道所讲内容的。著者认为:虞集所说,大德中‘译而莫达其意’的《玄风庆会录》是原本。《道藏》所收的汉文‘奉敕编录’本,是全真教徒事后的追记。”48姚先生认为《玄风庆会录》为“全真教徒事后的追记”,未必可信,因为它有明确的署名。而且以耶律楚材与全真道的关系,“全真教徒事后的追记”也不可能由耶律楚材来编录,更何况成吉思汗曾有“勿泄于外”的禁令,丘处机及其弟子也不敢私下传述。较为合理的解释应该如上所言,耶律楚材之所以知道论道内容,是因为他曾奉敕把论道内容译为汉文。然而,姚先生在此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玄风庆会录》并非论道内容的正本,而只是一个简略的节本。分析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讲道,较为集中的有三次,并不是《玄风庆会录》曲曲几千字所能概括的,其只能是一个节略本。其它的证据还有以下两个:首先,《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言:“帝问以震雷事,对曰:‘山野闻,国人夏不浴于河,不浣衣,不造毡,野有菌,则禁其采者,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尝闻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闻国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众。’上悦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敕左右记以回纥字。师请遍谕国人,上从之。”49又言:“八日,上猎东山下,射一大豕。马踣失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进马,遂罢猎,还行宫。师闻之入谏曰:‘天道好生。今圣寿已高,宜少出猎。坠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护之也。’上曰:‘朕已深省,神仙劝我良是。我蒙古人骑射,少所习。未能遽已。虽然,神仙之言在衷焉。’上顾谓吉息利答剌汗曰:‘但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也。’自后两月不出猎。”50以上两次进谏,《玄风庆会录》都没有提到。这说明《玄风庆会录》的记载只是三次主要论道的节略译本。其次,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十五吴全节《河图仙坛之碑》记载:“全真之教,叙其祖传有所谓《玄风应会录》者,大德中尝使译之,而莫达其意。有旨命公(指吴全节——引者注)论定。公曰:‘邱真人之所以告太祖皇帝者,其大概不过以取天下之要,在乎任贤;修身之要,在乎清心寡欲。炼神致虚,则与天地相为长久矣。’译者如其言奏之,上大感悦。”以上说明,在大德年间,元成宗曾经下令让人重新翻译《玄风庆会录》,若耶律楚材编修的《玄风庆会录》为全本,就没有必要重新翻译。正因为《道藏》本《玄风庆会录》不是全本,元成宗为了了解当时论道的全貌,才让人重新翻译。既然耶律楚材编修的《玄风庆会录》非全本,那么,其中未直接言及“止杀”,并不代表丘处机当时没有建言止杀。

    四

    杨讷先生在《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一文第五部分专门讨论了“从《庆会录》可以读到什么”的问题。在这一部分中,他除了对丘处机给成吉思汗讲道的时间问题提出了疑问外,主要针对《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一书中的观点提出了两点不同意见:其一,他反对《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认为《玄风庆会录》中有丘处机建言止杀的内容,认为“《庆会录》不仅没有进言止杀的内容,相反地倒有称颂成吉思汗征服战争的话语。”其二,他反对《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称赞丘处机诚实,而认为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讲道内容中处处隐藏着谎言。下面就以上三个问题加以探讨。

    首先,关于丘处机为成吉思汗讲道的具体时间。杨讷先生言:“《全真七子》说:‘据《长春真人西游记》的记载,这三次问道的时间分别是十月十五日、十月十九日与十月二十三日。’又说:‘《玄风庆会录》对于三次讲道的内容,都有详细的记录。’这两段话与《西游记》、《庆会录》原文不符。”我们在《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一书中指明三次问道时间分别是十月十五日、十月十九日与十月二十三日,并非胡编乱造,而是有所本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言:“九月朔,渡航桥而北。师奏:‘话期将至,可召太师阿海。’其月望,上设幄斋庄,退侍女左右,灯烛炜煌,唯阇利必镇海、宣差仲禄侍于外,师与太师阿海、阿里鲜入帐坐,奏曰:‘仲禄万里周旋,镇海数千里远送,亦可入帐,预闻道话。’于是召二人入。师有所说,即令太师阿海,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十月九日清夜,再召师论道,上大悦。二十有三日,又宣师入幄,礼如初,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51按照以上记载,似乎这三次最重要的讲道是在九月十五日、十九日和二十三日,但《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却言:“上约四月十四日问道,外使田镇海、刘仲禄、阿里鲜记之,内使近侍三人记之。将及期,有报回纥山贼指斥者,上欲亲征。因改卜十月吉。”52由“改卜十月吉”结合着“话期将近”来看,这三次论道应该是在十月而不是九月。而且《玄风庆会录》与《西游录》也都认为这三次论道是在十月。《玄风庆会录》言:“逮乎壬午之冬十月既望,皇帝畋于西域雪山之阳。是夕,御行在设庭燎,虚前席,延长春真人以问长生之道。”53《西游录》言:“壬午之冬十月,上召丘公以问长生之道。”54根据以上证据,姚从吾先生认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的“其月望”应该为“十月望”55,我们认同这种看法。因此,在《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一书中认为这三次讲道的时间分别为十月十五日、十月十九日和十月二十三日。

    其次,关于《玄风庆会录》中有无止杀内容的问题。如上所言,我们认为《玄风庆会录》并非丘处机为成吉思汗讲道的全本,而只是一个简本。对此杨讷先生也不反对,他言:“《庆会录》三千余字,是简练的文言,丘处机原话肯定长多了,内容那么玄奥,还要译为蒙语,成吉思汗一夕之间能否听懂听完,确实让人生疑。”这说明杨讷先生也认同《玄风庆会录》并非丘处机讲道所有内容的记录。既然如此,《玄风庆会录》中是否有止杀内容,并不影响丘处机曾经向成吉思汗建言止杀。因为极有可能,丘处机建言止杀的内容,恰好是《玄风庆会录》中未载者。但既然杨讷先生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在这里作进一步的探讨。杨讷先生认为,《玄风庆会录》中是无任何止杀之言的,他言:“我对《庆会录》等三书读过多遍,从来没有读到丘处机建言止杀的内容。”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玄风庆会录》言:“陛下修行之法无他,当外修阴德,内固精神耳。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则为外行;省欲保神,为乎内行。”56对于以上这段话,杨讷先生认为与“止杀之语是两回事”,但在我们看来,这却是一回事。正如《玄风庆会录》序言所总结的那样,“陈道德以致君,止干戈以救物”,“陈道德”与“止干戈”并非两回事,而是一体两面。从正面讲,即是“陈道德”;从反面讲,即是“止干戈”。杀人屠城等行为当然是不道德的。在《玄风庆会录》中,丘处机不断地劝说成吉思汗“行善进道”、“作善修福”、“行善修福”、“修福济民”、“济世安民”、“累积功德”等,这即是委婉地劝说成吉思汗止杀。成吉思汗为一代枭雄,生性残忍,杀人无数,丘处机面对成吉思汗,要想达到“罢干戈致太平”的目的,不能采用直接的方法,必须委婉地劝说,否则,不但达不到目的,而且还会引来杀身之祸。丘处机不直接进言劝成吉思汗止杀,而是通过劝善来达到止杀的目的,有时还借用“行善进道,则升天为之仙;作恶背道,则入地为之鬼”57的道教承负说劝说成吉思汗止杀,这正显示了他的高明之处。杨讷先生不明其中凑里,而只从《玄风庆会录》里机械地寻找“止杀”二字,当然会认为其中无止杀内容。

    最后,关于丘处机是否诚实的问题。杨讷先生以《玄风庆会录》为据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丘处机不诚实,第一个例子即是林灵素絜宋徽宗梦游神霄之事,第二个例子即是丘处机所说关于金世宗之事。对于第一个例子,《玄风庆会录》是这样说的:“昔宋上皇,本天人也。有神仙林灵素者,挈之神游上天,入所居宫,题其额曰神霄,不饥不渴,不寒不暑,逍遥无事,快乐自在,欲久居之,无复往人间之意。林灵素劝之曰:陛下天命人世,有天子功限未毕,岂得居此?遂下人间。自后,女真国兴,太祖皇帝之将娄失,虏上皇北归,久而老终于上京。由是知,上天之乐,何啻万倍人间。又知因缘未终,岂能遽然而归也。”58杨先生认为,这段话说明“丘处机的政治理念如此低下,他的宗教追求亦复可悲。”杨先生的这一观点,显然是沿用耶律楚材《西游录》之说,在《西游录》中耶律楚材所列丘处机十大罪状中的第二大罪状即是指此。但我们仔细阅读《玄风庆会录》中这段话,其中除了丘处机在这里提到林灵素有点不太合适之外,并无其他问题。因为丘处机虽然在这里提到林灵素,但只是为了说明“上天之乐,何啻万倍人间”,并没有任何赞赏林灵素之意,以此来谴责丘处机有失公允。至于梦游神霄之事,这更没有任何问题。杨先生作为一个非道教徒,不理解或不认同道教教义,这并不是过错。丘处机作为一个道教徒,信仰有梦游神霄、出神入梦之事,也是再自然不过的。其间的差异只是一个道教徒与一个非道徒之间的信仰差异,杨先生以此来谴责丘处机,若非仍然有“启蒙精神”的情结,就是缺乏对道教或道教信仰者的同情理解与起码尊重,这与耶律楚材对丘处机的批评是一样的。姚从吾先生在评价耶律楚材对丘处机的批评时说:“上边的言辞(指耶律楚材批评丘处机之言——引者注)只是出于反对党一时的忌姤,不能算是全真教的罪状。我们不可忘记:成吉思汗是十三世界初年游牧民族的可汗,不能拿他当汉武帝、唐太宗看待。讲仁说义,势将格格不入。《元史》卷二○二《释老传》所说:‘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因人立论,正见长春真人识见的卓越。纵有‘固精养气,出神入梦’的话,也不能说是欺骗。”59我们基本认同姚先生的观点,杨先生对丘处机的这一点批评,只是信仰立场的不同所导致,并不是什么对与错、真与假的问题。

    《玄风庆会录》言:“昔金国世宗皇帝,即位之十年,色欲过节,不胜衰惫,每朝会,二人掖行之。自是博访高道,求保养之方。亦尝请余问修真之道,余如前说。自后身体康强,行步如故,凡在位三十年升遐。”以上便是杨先生所举的第二个例子。杨先生认为,丘处机被金世宗征召是在大定二十八年(1188),但在第二年春金世宗即驾崩。丘处机如上所言是欺骗成吉思汗。然而,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误解,理由有三:第一,纵观丘处机的一生,他从不故弄玄虚,正因如此,陈时可才称赞其“实”。60在《玄风庆会录》与《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也从未记载过丘处机自我吹嘘的话。而且,成吉思汗之欣赏与器重丘处机恰因其“实”,《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言:“馆舍定,即入见。上劳之曰:‘佗国征聘皆不应。今远逾万里而来,朕甚嘉焉。’对曰:‘山野诏而赴者,天也。’上悦,赐坐。食次,问:‘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师曰:‘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上嘉其诚实,设二帐于御幄之东以居焉。”61以此观之,丘处机完全没有必要以此来抬高自己,以博取成吉思汗的器重。第二,除了杨先生的解读方式外,这段话其实还可以有另外的一种解读方式,即其中“亦尝请余问修真之道,余如前说”一句,并不是上下连贯的话语,而是一句补充说明,若按正常的书写方式,这句话应该放在括号里面。但因《玄风应会录》是对话记录,丘处机在讲这句话时没有特别指明,记录者就误以为是正式的讲话内容,因而窜入其中,导致了杨先生的误读。这段话应改为:“昔金国世宗皇帝,即位之十年,色欲过节,不胜衰惫,每朝会,二人掖行之。自是博访高道,求保养之方。(亦尝请余问修真之道,余如前说。)自后身体康强,行步如故,凡在位三十年升遐。”其喻意是相当明晰顺畅的,这是丘处机在谈到金世宗“博访高道,求保养之方”时,顺便补充说:他也请过我,我给他讲了跟对你讲的一样的话。并不是说在请丘处机问道之后,金世宗就“身体康强,行步如故”了,而是说他在“博访高道,求保养之方”后,“身体康强,行步如故”,一直在位三十年。因此,这并不是丘处机以谎言来欺骗成吉思汗,而是如实地来讲述这件事。第三,在《西游录》中,耶律楚材对丘处机极尽批评之能事,他罗列了丘处机的十大罪状,其中大部分《玄风庆会录》中都曾经提到过,但他却没有罗列这条罪状。若真如杨先生所理解的那样,丘处机在这里是故意欺骗成吉思汗,这怎么能逃过耶律楚材的眼睛,耶律楚材知道了又怎么会不列为罪状呢?难道他还等着杨先生指出来吗?

    五

    杨先生认为:“‘一言止杀’故事可以分解为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一是丘处机进言止杀,二是成吉思汗听其言而止杀。主张‘一言止杀’实有其事的学者理应对这两个方面均予举证,规避举证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丘处机进言止杀”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进行了讨论,按照杨先生的说法,仅此尚嫌不够,要想证明“一言止杀”确有其事,还必须举出成吉思汗止杀的证据来。

    正如杨先生所言,根据各种史料记载,丘处机觐见成吉思汗之后,蒙古军并没有停止杀戮。但这不足以证明丘处明没有向成吉思汗建言止杀。丘处机觐见成吉思汗时,蒙古军正是所向披靡、锋芒正盛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向成吉思汗建言止杀,既使成吉思汗接受了建议,也不可能马上产生效果。这就是为什么丘处机觐见之后,蒙古军还在继续着杀戮。然而,若从总体上来审视丘处机觐见前后成吉思汗军事政策的变化,还是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太祖二十二年六月言:“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这说明在元太祖二十一年(1226),成吉思汗就有了禁止杀掠的想法,到了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还正式下了一道禁止杀掠的诏书,若从太祖二十一年(1226)算起,此时距离丘处机元太祖十七年(1222)的雪山讲道仅四年时间。按照《元史》的记载,成吉思汗颁布不杀掠诏书的直接原因是元太祖二十一年(1226)发生的“五星聚见于西南”之事,但这只是一个诱因,并非根本原因。虽然我们不能以此来证明丘处机的建言止杀是成吉思汗下达以上诏书的原因,但我们至少可以认为,丘处机的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假若不是只以成吉思汗为考察对象,而是以整个蒙元时期军事、政治政策为考察对象,那么,以丘处机觐见为界,其前后的变化还是很明显的。杨先生曾经引用西方历史学家的著作来证明他的观点,下面我们也以《多桑蒙古史》为考察对象,来考察一下蒙元统治者军事政策的前后变化。在《多桑蒙古史》上册中,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主要讲的是成吉思汗和其他蒙元统治者西征的军事历程,其中不乏蒙古军残酷屠杀的历史记录。但在第九章关于蒙古军队与金宋的战争介绍中,记载的杀戮明显减少。62当时主持与金宋战争的主要是木华黎,对于木华黎前后军事、政治政策的变化,周良霄、顾菊英《元史》曾有详细的记载。其言:“在木华黎经略华北时期,蒙古国在军事上与政治上都有了引人注意的变化。”63“前此的战争,所追求的是单纯的掠夺,所下城市,在饱经掳掠之后,即委而去之。每年秋来春去,除了山后邻近草地诸州之外,他们根本不作守土之计。在木华黎专征时期,对于所征服的地区,已由单纯的掠夺开始转向注意于汉地的占领。”64他们还列举了《元史》中的相关史料来说明导致木华黎军事、政治政策产生变化的原因。虽然他们只提到了史天倪与刘世英曾劝谏木华黎减少杀掠,没有提到丘处机,但丘处机建言止杀对当时整个大气候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还有一个旁证,也可以说明蒙元军事、政治政策的变化。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言:“时天下新定,未有号令,所在长吏皆得自专生杀,少有忤意则刀锯随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遗者。而彼州此郡动辄兵兴相攻,公首以为言,皆禁绝之。”65显然,在宋子贞看来,耶律楚材也曾经劝说蒙元统治者减少杀戮,这一点得到了王国维先生的认同。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馀记》中言:“蒙古之制,凡攻城而抗拒者屠之。故蒙古入中原所屠名城不可胜计。又金国南迁以后,威令不出国门,故山东、河北盗贼逢起,其祸比蒙古尤烈。刘静修《武强尉孙君墓铭》:‘金崇庆末,河朔大乱,凡二十馀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殆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馀一。’又《易州太守郭君墓铭》:‘金贞祐主南迁,而元军北还,是时河朔为墟,荡然无统,强焉弱凌,众焉寡暴,故其遗民自相吞噬殆尽。’加以蒙古入主中夏,武人专横,其君臣又绝不知有治民之术,若此时无文正人之类,正有不知其何如者。宋周臣之言,非门弟子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言也。”66但宋子贞所言角端之事,却遭到了陈教友的批驳。《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言:“行次东印度国铁门关,侍卫者见一兽,鹿形马尾,绿色而独角,能为人言曰:‘汝君宜早回。’上怪而问公。公:‘此兽名角端,日行一万八千里,解四夷语,是恶杀之象,盖上天遣之以告陛下。愿承天心,宥此数国人命,实陛下无疆之福。’上即日下诏班师。”67宋子贞认为,成吉思汗结束西征班师的原因是因为听从了耶律楚材的劝告,陈教友却不以为然。陈教友在《长春道教源流》卷二中对此事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最后得出结论:“然是时太祖方进攻各国,文正言是神物吉征,亦以为平西域之兆耳,非谓恶杀之象也。宋子贞附会为此言云:‘遂即班师’,非事实。以此《记》考之,当时太祖班师,实因长春劝以止杀使然,非文正力也。”68虽然,陈教友认为成吉思汗班师是因丘处机劝其止杀使然,这未必是事实,但陈教友对宋子贞的反驳却是相当有力的,因而也得到了程同文69、丁谦70等学者的认同。对我们来说,不管耶律楚材是否劝说过蒙元统治者止杀,亦不管角端之事是否真实,但以上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至少说明了一点,即他们都认同蒙元统治者军事、政治政策前后是有变化的。当然,这些变化并非完全是丘处机建言止杀的功劳,极有可能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我们却不能否认其中有丘处机的功劳。

    注释:

    1 以上资料请参见《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
    2 杨讷《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八十五辑,第284页。以下该文所引未注名出处者皆出自此文。
    3 见杨讷著《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8页。
    4 该文见《揖芬集——张政烺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5 《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八十五辑,第283—326页。
    6 该书已于2005年由齐鲁书社出版。
    7 《王重阳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239页。
    8 同上,第287页。
    9 《马钰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22页。
    10 同上,第75页。
    11 同上,第133页。
    12 同上,第172页。
    13 《谭处端等.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20页。
    14 同上,第283页。
    15 《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86页。
    16 同上,第37页。
    17 同上,第413页。
    18 同上,第506页。
    19 同上,第506页。
    20 同上,第203页。
    21 同上,第246—247页。
    22 同上,第206页。
    23 同上,第218页。
    24 同上,第221页。
    25 同上,第219页。
    26 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614页。
    27 《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451页。
    28 同上,第543页。
    29 同上,第543页。
    30 同上,第512页。
    31 同上,第222页。
    32 同上,第136页。
    33 写作《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一书时,我们尚未认识到这一点,当时把《玄风庆会录》的序言视为耶律楚材所作,所以才有“耶律楚材《玄风庆会录·序》称其为‘国师长春真人’”的说法。经杨讷先生提醒,我们把《玄风庆会录》、《西游记》等综合在一起,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发现杨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玄风庆会录》的序言并非耶律楚材所作。
    34 《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421—422页。
    35 同上,第481页。
    36 同上,第482页。
    37 同上,第479页。
    38 [元]耶律楚材著、向达校注《西游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页。
    39 同上,第10页。
    40 同上,第5页。
    41 同上,第7—8页。
    42 同上,第8页。
    43 同上,第6页。
    44 [元]耶律楚材著《湛然居士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45 《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280页。
    46 同上,第371页。
    47 同上,第222页。
    48 姚从吾编著《东北史论丛》(下册),台湾正中书局1959年版,第257页。
    49 《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223页。
    50 同上,第223页。
    51 同上,第222页。
    52 同上,第218页。
    53 同上,第136页。
    54 [元]耶律楚材著、向达校注《西游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页。
    55 姚从吾编著《东北史论丛》(下册),台湾正中书局1959年版,第243页。
    56 《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39页。
    57 同上,第138页。
    58 同上,第139—140页。
    59 姚从吾编著《东北史论丛》(下册),台湾正中书局1959年版,第193页。
    60 事见尹志平《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二,其中言:“陈秀玉于师父则贴然心服,尝谓人曰:吾所以心服丘长春者,以其实而已。尝与论教,有云:道释杂用权,惟儒家不用。非深明理者,不能有此语。”对于丘处机之“实”,尹志平称赞道:“师父之心至谦至下,大慈大悲,所出之言,未尝一毫过于实。”(《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二)又言:“尝记有人劝师父少施手段,必得当世信重,师父不顾。至于再三,劝者益甚,师父大笑曰:俺五十年学得一个实字,未肯一旦弃去。”(《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一)
    61 《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218页。
    62 [瑞典]多桑著、马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
    63 周良霄、顾菊英《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
    64 同上,第172页。
    65 [元]耶律楚材著《湛然居士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5页。
    66 同上,第381页。
    67 同上,第325页。
    68 《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543页。
    69 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注》程同文跋,见《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323页。
    70 丁谦《元〈长春真人西游记〉地理考证》,见《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336页。
    (刘凤鸣主编《丘处机与全真道》,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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