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是肯定道教吗



时间:2014-07-30 15:27        点击:


                                            作者:刘仲宇  教授

    道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支柱之一,具有十分巨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学人所注意。经过几代学者的悉心整理、探索,道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思维、传统道德以及中国文学史、科学史上的重要贡献不断被揭示出来,特别是它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人们肯定道教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一支,在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方面起着其他学说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二十年前中国大陆研究道教者甚稀,人们大多不怎么了解道教,遑论对之作出肯定的评价。因为研究之不易,人们便想起到历史上,到中国文化巨人那儿寻求支持。其中一个重要人物便是鲁迅先生。先生有一句名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见之者奉为至宝。于是在肯定道教文化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学人中间,这句话被广泛引用。你看,鲁迅先生,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那么肯定道教!后继者真是得到了莫大的鼓舞。但是,当人们引用这句话时,恐怕极少想过,鲁迅这句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其内涵究竟是什么?它是对道教的肯定评价吗?

    鲁迅这句话,写于1918年8月20日,致其同乡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而其事由,则是顺着谈论其《狂人日记》而及。因此,所谓“中国根柢”云云,须联系到这部奇特小说来理解。我们先来看一下信中涉及此事的原文:“《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侯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从上面的引文来看,所谓“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与夫认为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都是那一段时期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其在小说中的表现便是《狂人日记》。按这篇小说最具有发聋振聩之力的惊人之笔,就是:“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吃人,是鲁迅对当时封建礼教的愤怒揭露;用它来概括中国的全部历史,便是从《资治通鉴》里见到的“食人民族”。因此,所谓中国的“根柢”,实指其“吃人”的本质。由是可见,鲁迅当时对于道教,是视为批判的对象,甚至于将其看做中国文化劣根性的重要原因。他对道教的评价,完全是否定的。

    有人可能会说,上面的引文中,对于“根柢”没有明白界定,未必是你所理解的那样。那么好,我们不妨查一下自1918年至1927年这十年中,鲁迅谈到道教或与道教有关的事物时的态度,从不同的角度来印证,来寻访其关于道教的基本评价。也许令人失望,查这十年中鲁迅涉及道教的话,没有半句是肯定道教的,批评、斥责的话倒有那么好几句。这里且举几个例子。

    “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随感录》三十八,1918年11月15日)

    “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同上)

    在当时的鲁迅笔下,道士的讲阴阳五行,与仙人的炼丹实验,都属于昏乱之列,必须加以清除。儒家与道家的书自然更是其本源所在,乃是助成昏乱的物事。一派道教与道教中的思想,全无是处,决应扫荡,大约便是他此时的心态。

    这一段话正写于《狂人日记》发表(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之后不久,两者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当然展示了同一种观点和态度。这段时期鲁迅对道教的否定之辞,还有一些,不再赘述。而在过了将近十年之后,鲁迅偶尔提及道教中的人和事,基本态度仍然差不多。1927年,他与梁实秋论争,批评梁氏提倡“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突然论及道士:

    “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然而这也许倒是中国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罢。”(《文学和出汗》,1927年12月23日)

    道士论道何以被说成那么可怕和可憎,鲁迅先生总有他自己的道理,我们不来详细揣测。只是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与1918年时一样,此时鲁迅对于道教仍然没有好感。

    从上文可以看到,鲁迅所谓“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意在批评。虽然从字面上看,这是一个肯定判断,然而,他对中国的“根柢”,却是完全否定的,由此表达出的正是对道教的全盘否定。当我们满腔热情地肯定着道教的历史作用,却引这位大人物对道教的否定评价为权威论据,实在是说不过去。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怪事发生,一是我们对于要想征引的文字,少了点细读与甄别的功夫;二是太想依傍名人。而其结果,是既误读了鲁迅,也无助于对道教的正确评价。

    其实,名人的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增加些分量,但必须要确是真知才是。鲁迅并非道教史家,也不是历史学家,我们不必强求他对此讲出什么精彩的说法。他作为中国近代有影响的文学家,肩负着抨击封建主义的重任,意在唤起国民的觉醒,因此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但其书其言不必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先生对于道教的批评,在经过八十余年之后,尤其是经过一十年来海内外学人对道教具体而实事求是的研究之后,便很有商榷的余地。而即使商榷,也不影响我们对先生的崇敬。先生作古多年,本来没有必要再翻这些老账。但眼见得将其个别话当成与其本意全然相反的格言来引用,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因此翻了几种鲁迅的书,写成上面的文字,目的只是还一个事实的真相。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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