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道家即道教论下



时间:2014-07-29 09:46        点击:


                                             (《道教本论》绪论)

                                                 作者:李 申

                                            5 道家、黄老与道教(续)

    葛洪之后,人们才逐渐用“道教”一词指称我们所说的道教,同时仍然使用黄老、道家这样的概念。黄老、道家、道教三者成为异名同实的概念。
    《魏书·释老志》载,太上老君降临嵩岳,对寇谦之说:“吾此经诫,自天地开辟已来,不传于世,今运数应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
这里的“道教”不是以儒家之五经为教,而是以老子之道为教,道教的概念,从此以后就专指以长生不死为目的的宗教。同时,道教仍然用道家、黄老的名称。
   《魏书·释老志》载:“道家之原,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这里的道家仍然是道教的另称。
    略晚于寇谦之,在南朝,围绕顾欢的《夷夏论》、张融《门论》所进行的论辩中,道家、道教、黄老作为同实的概念被论辩双方加以使用:“案道经之作,著自西周;佛经之来,始乎东汉。年逾八百,代悬数十。若谓黄老虽久,而滥在释前,是吕尚盗陈恒之齐,刘季窃王莽之汉也”(《南齐书·顾欢传》)。
    “道家之旨,其在老氏二经……”。
    “今之道家所教,唯以长生为宗,不死为主”(明僧绍《正二教论》)。
    “道家经籍简陋,多生穿凿。至如《灵宝》、《妙真》,采撮《法华》,制用尤拙”。
    “夫明宗引会,导达风流者,若当废学精思,不亦怠哉?岂道教之筌邪?”(谢镇之《重与顾道士书》)。
    “然自释之外,儒纲为弘。过此而能与仲尼相若者,黄老实雄也”(周颙《难张长史门论》)。
    上述黄老、道教、道家,都是同实异名的概念。
    北朝末年,对黄老、道家概念的使用,仍然保持着寇谦之以降的传统。僧人道安著《二教论》道:“敬寻道家,厥品有三:一者老子无为,二者神仙饵服,三者符箓禁猒……”。“且道家之极,极在长生,呼吸太一,吐故纳新”。
    这里的道家,仍然指的就是道教。这样的传统,直到宋元明清时代,都没有根本改变。

                                    6 唐代以后的黄老、道家、道教概念

    这一节,我们将以列举资料为主,以说明唐宋以后,人们语汇中的黄老、道家仍然指的是道教,是和道教同实异名的概念。这些资料有:
    “道经唯五百九卷,是天尊道君所说。余二百三十五卷,乃黄老等诸子之书”(释明概《决对傅奕废佛僧事》)。
    “(尊师)年十二,通《春秋》及《礼》,见黄老之旨,薄儒墨之言”(王适撰、司马承祯书《潘尊师碣》)(本文所引诸文,均据陈垣编、陈智超、曾庆英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
    “故江西连帅路嗣恭……复雅重黄老,尊崇虚无”(李观《道士刘宏山院壁记》)。
    “多称道家唯有《老子》两卷,井蛙不知尾闾也”(顾况《衢州开元观碑》)。
    “道家之说,元气本于一,一变而之九。故太乙行九宫,其坛场祈醮,具真仙官属之品”(宋绶《宋西太乙宫碑铭并序》)。
    “佛老之法,要其所归,唯清净寂灭,全自然之性,不以外物縻于中者也。佛氏黄老之法也”(王夷仲《重修仙鹤观记》)。
    (上……)“祷祀之仪,皆以太乙之学为本,而参用道家之说焉”。
    “冯相、保章氏之占,流而为日官式局之法。而道家之所以图其像,制其服物位号之差、坛场祷祀之法……”(吕惠卿《宋中太乙宫碑铭》)。
    “道家之教,盖源于庄(按:“庄”字疑衍)周之老聃,兴于有唐之明皇,盛于我宋之章圣……”(崇道大师何德顺立石《广州重修天庆观记》)。
    “臣谨按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自秦汉以来,始用方士言,乃有飞仙变化之术,黄庭大洞之法……下至于丹药奇技。符箓小数,皆归于道家。学者不能必其有无。然臣尝窃论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苏轼《上清储祥宫碑》)。
    “老子之道,黄帝之道也……自汉人以黄老名家,儒者病之,至于今以异端见称……”(马家铉《洞霄宫庄田记》)。
    “谨按道家源于黄帝、老聃,至列御寇、庄周氏,扩而大之,乃与孔子之道并立,为教于天下而不废”(女几野人辛愿《大金陕州修灵虚观记》)。
    “予为之说云:古之隐君子,学道之士为多。居山林,木食涧饮,槁项黄馘,自放于方之外。若涪翁河上丈人之流,后世咸附之黄老家数,以为列仙”(元好问《紫微观记》)。
    “……殊不知神变出异,幻惑靡常,乃好奇者之所慕,诚道家之所谓狡狯也”(姬志真《重阳祖师开道碑》)。
    “道家者流,其源出于老庄,后之人失其本旨,派而为方术,为符箓,为烧炼,为章醮,派愈分而迷愈远,其来久矣”(徐琰《广宁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
    “道家者流,出黄帝老子,以清静虚无为宗,颐神养性为事,长生久视为著效,神仙飞升为极致”(李之绍《仙人万寿宫重建记》)。
    “苏公谓道家者流,本黄老,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秦汉以来,始用方士言,飞仙变化之术,丹药小技,皆归于道。然黄老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应,可谓尽善尽美矣”(许有壬《上清储祥宫记》)。
    “汉代所谓道家之言,盖以黄老为宗,清静无为为本。其流弊以长生不死为要,谓之金丹”(虞集《非非子幽室志》)。
    “昔太史公撰次六家之要者,道家之名,历代因之,无囗以囗静玄囗为体,祈禳祷囗为之用,虽囗囗囗囗囗有囗囗囗其综真治理,享帝禜星以为有国者崇福祈祥之地,其用则一而已”(单公履《太一二代度师赠嗣教重明真人萧公墓碑铭》)。
    “道家者流,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实有合于《书》之克让,《易》之谦谦,可以修己,可以治人……自其学一变而神仙方技之说兴,欲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外,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则其玄指复大异于前矣”(宋濂《混成道院记》)。
    上述文章,都是为道教所写,其中所说的道家、黄老,指的就是道教。这表明,从唐到明,清代事实上也是一样,人们仍然保留着传统的说法,其道家、黄老概念,所指就是道教,甚至在这一千多年中,人们指称道教,更多地是用道家、黄老这个概念,而不是用道教这个概念。那么,人们沿用了一千多年的道家、黄老概念,与汉初的黄老、道家概念,也就是与司马谈父子所用的道家、黄老概念,所指又是否一致呢?
    我们还是不能立即回答这个问题,而要先分析一下,今天人们为什么要把道家、道教严格加以区别。

                                       7 今人区别道家与道教的理由

    今人对道教和道家的区分,首先是由于对“什么是宗教”的认识。人们把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作为道教的开端。因为他们创立了道教的组织。也就是说,人们实际上是把有无宗教组织作了判别道教是否成立的基本标志。
    以此为标志,自然不能把老子,也不能把汉初的黄老、道家归入道教,于是,“家”和“教”就这样严格区分开来。并且进一步认为,“家”是个哲学学派,而“教”则是宗教一门。把老子,还有庄子及先秦许多所谓黄老学者、汉初的黄老道家置于道教门外,于是道教就只剩下求长生丹药,加上各种符箓方术。在现代学者的观念中,也就因此把道教视为原始宗教巫术的渊薮,把道士视为驱鬼降魔的巫师。
    这样一种认识,还因为古代一些论述而得以加强。所谓古代论述,当以苏轼《上清储祥宫碑》为代表。那里指出,道家本是清静无为的,秦汉以来,才混入了神仙方技之说。这样的区分,往上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佛道论争,南朝明僧绍、北朝释道安等都指出,当时的道教不合老子宗旨。往后,则是上引元好问、虞集、许有壬、宋濂等人的文章。他们都指出了从崇尚虚无清静的黄老、道家到神仙方技术数的演变。于是人们也就认为,似乎上述诸人、推而广之,古代一般人的认识,是把道家和道教严格区分的。并认为前者是“家”而后者是“教”。“家”讲虚无清静的哲学,“教”则从事神仙方技活动,如此等等。
    但是,这种将道家与道教严格区分的论点有许多解释不了的问题。其中最大者,就是汉初之后,或者说太平道、五斗米道出现之后,道家这个概念还经常挂在人们口头,但现代人心目中的道家学者不见了。虽然可以找到几个,也不过是勉强凑数而已。那么,当时人们不断讲到的道家都是指谁呢?
    囿于“家”和“教”的严格区别,使人们对古代的许多事情产生了误解。如果仔细分析苏轼以及从南北朝明僧绍、释道安开始到许有壬、宋濂等人的文章,则可以看到,他们所说的道家,就是道教;他们所描述的老子清静无为到神仙方术的转变,至少从汉初开始,就不是“家”到“教”的进程,而是“教”内部的思想演进。苏轼把“秦汉”作为一个转折点,单公履明确指出“道家”这个概念来自太史公而被后人沿用,他们所阐述的历史事实,都是我们分析、认识道家和道教的出发点。

                                           8 张角黄老道与汉初黄老

    概念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自己内涵,然而既是同一概念,特别是影响广泛的概念,其先后之间总有必然而内在的联系。张角的黄老道和汉初的黄老也必然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为了说明这种联系,我们先来分析汉初的黄老。
    分析汉初“黄老”所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用黄老指称这个学派?至今为此,人们列举了许多理由,也都令人难以信服。经过研究,有人把黄老出现的年代上推到战国,然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人们为什么用黄老去指称这个学派?
    作为一个学派,不能说大家意见全都一致,但在那些基本问题上是应该一致的。有人考出托名黄帝类的书多讲方术,如《黄帝内经》,如讲房中一类的书,但老子恰恰是不讲方术的。庄子也不讲,并且是坚决反对方术的。或者认为庄子等人多讲黄帝事,但是讲谁未必是赞成谁,庄子书中讲尧舜孔子的文字并不比讲黄帝的少,但不能因此使庄子和儒家属于一个学派。问题是怎样讲法。
    在庄子书中,黄帝和尧舜一样,是一个行仁义的帝王形象。
    其《在宥篇》道:“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
    在这里,黄帝被说成是尧舜的先驱,是乱天下的祸首。在《天运篇》,庄子借老聃之口讲述三皇五帝之治:
    “老聃曰:小子少进,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
    在该书其它地方,黄帝的形象似乎略好一些,如《在宥篇》黄帝向广成之问道,《徐无鬼篇》黄帝向小童问道并称小童为天师,类似这样的记述庄子也给了孔子。比如孔子见老聃后称老聃为龙。在《知北游篇》,黄帝给“知”讲了一番老子之道理,然而类似这样的事庄子也给予了孔子,比如《德充符篇》孔子对哀公论“才全”和“德不形”,使哀公甚至称孔子为“至人”。至于《人间世篇》孔子对颜回论“心斋”,对叶公子高论命;在《大宗师篇》因子桑户死而论方外方内,因孟孙才母死而论生死,向来都被学者们当作庄子本人的意见而加以引用。在这些地方,孔子都完全是一个庄子的形象,但是改变不了儒与老庄的对立。在《大宗师篇》,庄子甚至让孔子表示自己要不为“世俗之礼”而要“逍遥乎无为之业”;在《山木篇》,庄子让孔子表示要绝学捐书而逃往大泽。这些言论,都不能使人把孔子作为老或庄的同道。同样,黄帝在《庄子》书中的表现,也不能使人把黄和老作为同道而归入一个学派。在《田子方篇》,庄子还借孔子之口,把黄帝和他所向往的真人分明对立起来:
    “仲尼闻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说,美人不得滥,盗人不得劫,伏戏、黄帝不得友。”
    黄帝,在《庄子》书中,是和尧舜、孔子同道的形象,《庄子》书中关于黄帝的记述,一点也不是黄老并称的根据。
    黄帝作为行仁义的君主形象,大约不始于庄子。如果上引《史记·秦本纪》中由余的说法还大体符合史实,则把黄帝作为上古帝王,且以仁义礼乐治天下,在庄子之前,就已有了悠久的历史。如果考虑到秦代、甚至在秦代之前就已有黄帝祭祀,司马迁《史记》把尧舜禹,直至商、周、秦的祖先都追溯到黄帝,使我们今天中华民族都自称为炎黄子孙,那么,将黄帝作为上古帝王当有更加悠久的历史。而作为帝王的治国,几乎是非行仁义礼乐不可。后世儒者作为基本信条的先王之道,上推到伏羲,接着就是神农、黄帝,然后才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这样的观念,也是黄帝作为上古行仁义帝王的旁证。这样一个形象,和老子思想是扞格不入的。为什么汉初会把黄老并称,作为一个学派呢?
    司马迁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黄帝之道,属于儒家所称道的先王之道,和老子只有“相绌”,又如何能够相容,甚至作为一个学派呢?其原因当不是由于学术,而是由于其它。
    汉初黄老并称,因为黄帝是当时的上帝,而且是五位上帝中居中的最尊贵者,而老子,则是当时的国家所选中的师,是上帝的代言人。因此,所谓“黄老”,不仅是一种学说,而首先是指当时包括政治、宗教在内的政教一体的设施和制度。它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宗教体系。围绕这政教一体的制度,学者们以传统的宗教教义和治国之道为基础,以老子学说为灵魂,创立了一整套学说,这就是黄老学说。张角和张鲁所继承的,就是这样一种政教一体的制度、设施,还有作为这制度、设施灵魂的学说。他们的目的,首先是要依照这样一种学说去建立一个太平世界,即建立一个使人人都能得到幸福的宗教-政治制度。张角失败了,但张鲁在局部做到了。假如张鲁能够掌握全国政权,则他的五斗米制度就是一种新的政治和宗教制度;假如张角能够胜利,他建立的也将是一种和张鲁类似的制度。但是张角之后,张鲁也随之失败了,黄老继独尊儒术之后,再一次经历了政治的挫折。于是黄老在一个长时期里,彻底从政治舞台上退却了,追求长生成为他们的目的。然而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只要有机会,他们就要去实现自己的政治-宗教理想。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后世道教一有机会就要参政、议政的情况。为了论证自己的教义,黄老也就是道教学者创立了许多足以和佛、儒二教比美的哲学体系。因此,黄老道教决不只是原始宗教巫术的渊薮,道士也绝不是只会低级方术的巫师。黄老道教和儒、佛二教一样,也是以善道教化为目的的宗教。
    然而上述结论,却非一言可尽。本书将尽其所能,为上述结论提出自己的论证(原载《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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