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精神与当代社会



时间:2014-07-30 16:30        点击:


                                             作者:赵卫东  教授

    全真道自金大定年间由王重阳创立以来,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期间虽几度兴衰,屡经磨难,但仍绵延不绝,方兴未艾。全真道顽强的生命力源于其卓越的精神品质,其所提倡的“性命双修”、“三教合一”、“功行双全”、“清静寡欲”等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对于解决当今社会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有重要启示作用。

    (一)性命双修与身心并养

    “性命双修”这一术语最早由吕洞宾提出,其在《敲爻歌》中云:“只修性,不修命,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祖性不修丹,万劫阴灵难入圣。达命宗,迷祖性,恰似鉴容无宝镜。寿同天地一愚夫,权握家财无主柄。性命双修玄又玄,海底洪波驾法船。生擒活捉蛟龙首,始知匠手不虚传。”全真道尊奉吕洞宾为祖师,自然也继承了其“性命双修”的思想。王重阳在创立全真道之初,就明确提出了“性命双修”的宗旨,《重阳立教十五论》云:“性者神也,命者气也。性若见命,如禽得风,飘飘轻举,省力易成。”又云:“性命是修行之根本,谨紧锻炼矣。”《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云:“人了达性命者,便是真修行之法也。”全真七子及其后学谨承师教,也多次强调“性命双修”的重要性,刘处玄在《无为长生真人至真语录》中云:“根无其水则苗死也,性无其命则身死也。”王处一《云光集》卷一云:“圆融性命不为难,孽尽光生道往还。”尹志平在《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一也云:“性命岂为二端?先须尽心,认得父母未生前真性,则识天之所赋之命。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属于南宗的内炼经典《尹真人东华正脉皇极阖辟证道仙经》云:“专务顶门之性为宗者,是不知命也。专务坤炉修命为宗者,是不知性也。”又云:“性不离命,命不离性。二者则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虽然全真道南北二宗对性命的先后和轻重认识不同,但二者皆主张“性命双修”,“性命双修是道家丹功的基本原则”[1]。萧天石云:“神仙之学无他,身心性命之学而已。神仙之道无他,身心性命之道而已。”[2]从这一意义上讲,全真之学即是身心性命之学。按照全真道对性命的理解,性命往往与神气相关,《重阳立教十五论》云:“性者神也,命者气也。”《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云:“性者是元神,命者是元气,名曰性命也。”性即神,命即气;修性即炼神,修命即炼气;炼神即是对心性或精神的磨炼,炼气则是对肉体潜能的开发;性命双修即身心并养。在全真道看来,性命不可分,《性命圭旨》云:“有性,便有命;有命,便有性。性命原不可分。但以其在天,则谓之命;在人,则谓之性。性命实非有两。况性无命不立,命无性不存,而性命之理,又浑然合一者哉。”全真道“性命双修、身心并养”的性命之学,符合人体生命科学的规律,具有独特的养生学价值,所以,王沐云:“人一落生即称之为一条性命,可见性命对于一个人,是一对密不可分的对立统一的整体。人生之初,孕育在母体中,性命一体,混沌不分。一落后天,即一分为二,性归于心而上,命归于肾而下,并转接后天顺规律发展,日益破坏其相依相助之本性。因此我们说‘性命双修’是人体生命科学的本质决定的,反映了人体生命的客观规律性。”[3]

    当今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但却又深陷于道德沦丧、精神空虚、信仰缺失、生命失调、环境污染等更深层的困境,而且物质生活过度满足所带来的各种富贵病层出不穷,过度消费所导致的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日益加剧,甚至于有把人类致之死地的危险。造成这一切的最终根源在于对性与命、心与身的割裂,要解决以上问题,走出人类困境,就应该从全真道思想中汲取智慧,时刻牢记全真道所主张的“性命双修、身心并养”的原则。

    (二)三教合一与文化多元

    儒、释、道三教之间的融和自佛教传入时就已开始,隋唐时期逐步趋向成熟,但直到王重阳创立全真道时才明确提出了“三教合一”的口号。《重阳全真集》卷一云:“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又云:“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云:“三教者,如鼎三足,身同归一,无二无三。三教者,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除此之外,王重阳还在《重阳分梨十化集》卷上中自称“性通禅释贯儒风”,并“劝人诵道德清静经,般若心经及孝经,云可以修证”[4]。

    全真七子继承了王重阳“三教合一”的思想,坚持三教平等、三教一家、三教同源、三教归一的文化理念。马钰《渐悟集》卷下云:“三教门人,尽是予师父。”《丹阳真人语录》云:其“在东牟道上行,僧道往来者,识与不识,必先致拜。”刘处玄《仙乐集》卷三云:“三教无分,全真门户。”又云:“三教高真,便是师父。”还云:“三教归一,弗论道禅”。王处一《云光集》卷一云:“三教三才共一般。”卷二又云:“三教通连一路搜。”丘处机在《长春真人规榜》中劝诫全真弟子“见三教门人,须当平待,不得怠慢心。”元代高道李道纯由“三教合一”的宗旨出发,把儒、释、道三教融贯为一,提出了“中和说”,其《中和集》云:“为仙为佛与为儒,三教单传一个虚。”明清时期,三教合一的思潮普遍流行,道教内部出现了以道统摄儒、释、道三教的理论,《性命圭旨》云:“儒家之教,教人顺性命以还造化,其道公。禅宗之教,教人幻性命以超大觉,其义高。老氏之教,教人修性命以得长生,其旨切。教虽分三,其道一也。”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大批供奉三教祖师或神灵的道观,关公、观音、财神、碧霞元君等也成为佛道共同供奉的对象,道观住僧尼,佛寺住道士的现象亦极为普遍,这都是“三教合一”思潮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的表现。
全真道兴起的金元之际,是一个多元文化空前交融碰撞的时代,全真道之所以能够在儒、释、道三教之间,汉文化、契丹文化、女真文化与蒙古文化之间,游刃有余地发展壮大起来,原因就在于其所奉行的“三教合一”的文化理念,使其成为具有高度包容精神的文化形态。当今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文化全球化成为历史的必然,在文化全球化冲击下,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将成为影响世界秩序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冷战结束之后,未来社会的冲突将由政治与经济的冲突转化为文化或文明的冲突,“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在报告中亦称:“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许多从表面上看来是政治性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文化上的深刻分歧。”[6]全真道所提倡的“三教合一”的文化理念,为我们更好地应对文明或宗教的冲突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虽然全真道提倡“三教合一”的目的,是想通过融贯三教来超越三教,即是把儒、释、道三教合一于全真道。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与真正意义上的“三教平等”相悖,而实际上这恰恰是为我们提供一个融合多元文化的可操作性模式。在未来的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世界各种不同文化或宗教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融汇的步伐会不断加速,但也绝对不可能走向趋同,真正纯粹意义上的世界文化或普世文化是根本不存在的。“人类的共同未来不能多样化而没有协调,也不能统一而没有多样性。”[7]在世界各种文化的相互影响中,真实的状况可能是:每一种文化都立足自身来充分吸收与消化其他异质文化,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种各种不同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而这恰恰就是全真道所奉行的在保持自身独立性前提下的文化际融合。

    (三)功行双全与德知双彰

    “内圣外王”一词出自《庄子·天下篇》,按照《庄子·天下篇》的本意,“内圣外王”乃百家之“共法”,非独一家一派所专有。但后来因与其他各家相比,儒家既注重内在的道德修养,又追求治国平天下的外在事功,所以学者们经常用“内圣外王”来诠释孔子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与《大学》中的“三纲”、“八目”,“内圣外王”遂被儒家专用。不仅如此,儒家人物还经常以此来批评道家道教,说道家道教只讲求“独善其身”,而不重视“兼济天下”。针对这一状况,王重阳创立全真道时,在“三教合一”的宗旨下,广泛吸纳儒、释、道三教精华,尤其是采纳了儒家的“外王”与佛教大乘空宗的“济世”思想,提出了“功行双全”的口号。

    王重阳创立全真道之前,就已经有了“功行并重”的想法,他在诗词中总是“真功”、“真行”并称。《重阳全真集》卷三云:“行功齐至。”卷五云:“真功真行,真性昭著。”卷七云:“两脉通和,真行真功就。”卷八云:“功满三千缘业尽,行成八百落尘稀。”王重阳认为,作为全真道士,要想得道成仙,不仅要苦修“真功”,而且还要积累“真行”,只有真功真行皆得圆满,方可以“全真而仙”。《重阳全真集》卷三云:“行功成,上升去。”卷六云:“功行足。现金丹。”卷七云:“才候十年功行满,白云深处笑呵呵。”在此基础上,王重阳又进一步提出了“功行双全”的口号,《重阳全真集》卷三云:“功行双全,占逍遥、出尘看玩。”又云:“功行两双全。”王重阳所说的“真功”即内在的修炼,而其所说的“真行”则是指济世救人的外在功德,他在《重阳全真集》卷十《玉花社疏》中引用晋真人的话对真功真行作了详细的解释,其云:“晋真人云:‘若要真功者,须是澄心定意,打叠神情,无动无作,真清真静,抱元守一,存神固气,乃真功也。若要真行者,须是修仁蕴德,济贫救苦,见人患难,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诱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乃真行也。’”在王重阳看来,“真功”就是“抱元守一,存神固气”的内丹修炼,“真行”就是“修仁蕴德,济贫救苦”的济世救人之功德。

    全真七子继承了王重阳“功行双全”的思想,并有所发挥。马钰《洞玄金玉集》卷三云:“行功圆备赴瀛洲。”又云:“行功圆备赴蓬莱”、“功行圆周超上界”。卷五云:“功昭行著,得做仙人。”卷七云:“功行无亏云鹤引,大罗天上列仙俦。”卷十云:“功行圆周。相继海蟾的祖刘。”以上所提到的“行功圆备”、“功行圆周”、“功行无亏”、“功昭行著”等说法,都是马钰对王重阳“功行双全”的理解。谭处端《水云集》卷上云:“功须圆,行须圆,功行双全作大仙,携云归洞天。”又云:“功圆行满产胎仙”、“垒功积行满三千,性圆丹结去朝元”。刘处玄《仙乐集》卷二云:“功行两双全,了了无生老。”卷三又云:“功行双全,真升蓬岛。”丘处机《磻溪集》卷五也云:“行满功成,仙游羽化,物外何如土底归。”通过以上引文可以看出,与王重阳一样,全真七子也把“功行双全”视为了得道成仙的前提。

    除此之外,丘处机还在王重阳“功行双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内外日用的理论。“内日用”与“外日用”本来是由马钰提出的一对概念,在《丹阳真人直言》中,马钰曾对弟子云:“汝等每日不可忘日用事,其日用有二,有外日用,有内日用。外日用者,大忌见他人之过,自夸己德,妒贤嫉能,起无明火、尘俗念,生胜众之心,人我是非,口辩憎爱。内日用者,休起狐疑心,长莫忘于内,若云游住坐,亦澄心遣欲,无挂无碍,不染不着,真清真净,逍遥自在。”从马钰的以上说法可以看出,在他看来,“日内用”是指对内在心性的修炼,而“外内用”则是对外在行为的约束,其“日内用”与王重阳所说的“真功”相近,然而“外内用”与“真行”却明显不同。丘处机继承了马钰日外日用的思想,并对其做了自己的发挥,提出了自己新的“内外日用说”。《真仙直指语录》中云:“问内外日用,丘曰:‘舍己从人,克己复礼,乃外日用。饶人忍辱,绝尽思虑,物物心休,乃内日用。’次日,又问内外内用,丘曰:‘先人后己,以己方人,乃外日用。清静做修行,乃内日用。’又曰:‘常令一心澄湛,十二时中,时时觉悟,性上不昧,心定气和,乃真内日用。修仁蕴德,苦己利他,乃真外日用。’”在丘处机看来,“内日用”即“绝尽思虑,物物心休”、“清静做修行”、“一心澄湛”、“心定气和”等对内在心性的修炼,这是在心上用功;“外日用”即是在遵循“舍己从人,克己复礼”、“先人后己,以己方人”、“修仁蕴德,苦己利他”等原则基础上的外在行为,属于事上磨练。表面看来,它与王重阳所讲的“真功”、“真行”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外日用”与“真行”差别较大,“真行”是济世救人的积累功德行为,而“外日用”则主要强调的是在处理人己关系中要遵循“舍己从人”、“先人后己”、“苦己利他”等原则。然而,全真道济世救人的行为正是建立在利他的思想基础上的,丘处机所说的“外日用”既是一种在事上磨练心性的方法,又是以济世救人为目的的“真行”的实施原则,所以两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别。

    从理论上讲,全真道的“功行双全”比儒家的“内圣外王”犹有殊胜之处。儒家的“内圣外王”,虽然是既讲“内圣”又讲“外王”,表面上看来是把“圣”与“王”、内与外统一了起来,但实际上却是以“内圣”为主,有以“内圣”统“外王”的倾向。《大学》中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也末治者,否矣。”显然,儒家以为“内圣”是本,“外王”是末,“外王”可以由“内圣”中开出,只要做到了“内圣”,“外王”将随即而来。全真道的“功行双全”却没有这一倾向,它对“真功”与“真行”是平等对待的,并无偏废、主次、本末之分,若从修道成仙的角度讲,无论是“真功”还是“真行”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功行圆满”,方可“全真而仙”。就“真功”与“真行”的关系来讲,两者不可分离,“真功”离不开“真行”。“真功”的最后目标与最高境界即是“全真而仙”,而要做到“全真而仙”则必须首先做到“真行充足”,从这一意义上讲,“真行”是“真功”得以圆、足、周、满、备的前提,脱离开“真行”,“真功”无法圆满。同样,要想真正做到功德圆满、“真行”充盈,也必须依靠“真功”,只有“真功”圆备,方可以有更大的能力来实施“真行”。丘处机所讲的“内日用”与“外日用”的关系与此相同,内在心性是外在行为的根源,若不从内在心性上修炼,真正做到心无点尘,何以做到“舍己从人”、“先人后己”与“苦己利他”?只有经过内在心性上的修炼,真正做到消除了是非心、人我心,“外日用”才可以实现。反过来,“内日用”也离不开“外日用”,只在心上用功易于陷入玩弄光景的幻相之中,只有在事上磨练,才能最终达到“心清性圆”的境界。

    “功行双全”不仅是全真道处理出世与入世、无为与有为、内修与外行关系的一种理论模式,而且对于解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还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反思六十多年来中国教育的缺失,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是重知识教育而轻道德教育。这一教育弊端的直接结果,就是培养了一大批有才无德之辈,使整个社会陷入了诚信缺失、道德沦丧、亲情淡漠、人伦殆尽的泥潭。我们知道,知识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造福人类,亦可以毁灭人类,其最终要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取决于拥有它的主体的道德境界与价值选择,一个有知无德者与一个有德无知者相比,前者对社会的危害性更大,这是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的。当然,社会要发展,人类要进步,我们又离不开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讲,知识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德·德鲁克曾说:“现在真正控制资源和绝对是决定性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或劳动力,而是知识。”[8]“知识也成为最重要的资源而不是某种资源,正是这一点使我们的社会变成‘后资本主义社会’。它改变了,而且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它创造了新的社会动力。它创造了新的经济动力。它创造了新的政治。”[9]按照彼德·德鲁克的说法,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知识经济时代”,或者说叫“后资本主义时代”或“知本社会”、“知识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知识将代替“生产资料”和资本而成为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在知识社会中,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道德与知识的关系问题,而全真道“功行双全”的思想无疑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

    (四)清静寡欲与社会和谐

    全真道的创立者王重阳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他在创立全真道时把佛教的禁欲主义引入其中,不仅第一次把出家制度引入道教,而且还以“清静寡欲”作为全真道心性修炼的门径。王重阳曾在《重阳教化集》卷三中对玉华会众云:“诸公如要修行,饥来吃饭,睡来合眼,也莫打坐,也莫学道,只要尘凡事屏除,只用心中‘清静’两个字,其余都不是修行。”《重阳全真集》卷三云:“修行便要寻捷径。心中长是清净。”卷十一又云:“清静是根源,真门户。”显然,在王重阳看来,清静在全真道的内丹修炼中极为重要,它不仅是全真内丹修炼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是进入全真丹道的门户。王重阳所说的清静有内外之分,《重阳祖师授丹阳二十四诀》云:“丹阳又问:‘何者名为清静?’祖师答曰:‘有内外清静。内清静者,心不起杂念;外清静者,诸尘不染著为清静也。’”王重阳所谓的“内清静”是指内心清静,即心中不起杂念;其所谓的“外清静”则是指“诸尘不染著”,即不受外在尘俗世界的干扰。干扰内外清静的因素主要是人的各种情欲,为了保持内外清静,王重阳主张全真道士摈弃各种情欲。《重阳全真集》卷二《化丹阳》云:“凡人修道,先须依此一十二个字,断酒色财气、攀缘爱念、忧愁思虑。”卷三《花心动》又云:“紧锁心猿,悟光阴、尘凡百年遄速。下手顿修,元本真灵,此日要除骸屋。居家坑堑先须跳,将身己、便令孤宿。静无触。气财色酒,一齐隳逐。 俗景般般绝欲。要舍尽爷娘,共妻骨肉。自在逍遥,落魄清闲,认取里头金玉。琼英瑶蕊花心动,放香味、满空馥郁。异光簇。祥辉结成九曲。”显然,在王重阳看来,不仅“酒色财气、攀缘爱念、忧愁思虑”等情感和欲望有碍于内外的清静,而且就连各种亲情也必须要抛弃,只有“舍尽爷娘,共妻骨肉”,方可至于自在清闲的清静之境。

    马钰继承了王重阳“清静寡欲”的思想,在大力提倡“清静”的同时,亦强调禁欲在修炼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渐悟集》卷上云:“大道都来六字。自然清静无为。”又云:“只要心中清静。无为便是功成。”《丹阳神光灿》云:“一个无为清静,是仙家秘诀,大道机谋。凭此行持,何必身外搜求。自然汞铅易结,九还丹、数日全周。神光灿,乘羽轮飚驾,直入瀛洲。”《丹阳真人语录》也记载说:“师曰:“清静之道,人能辨之,则尽善尽美矣。”与王重阳区分内外清静不同,马钰也提出了“心清气静”的说法,其云:“清静者,清谓清其心源,静谓静其气海。心源清,则外物不能挠;性定,而神明气海静,则邪欲不能作,精全而腹实。故澄心如澄水,万物自鉴。养气如护婴儿,莫令有损。气透则神灵,神灵则气变,此清静所到也。”显然,在马钰看来,“清静”之“清”是指心清,而“静”则是指气静,但两者并不可截然分开,因为心清则性定,性定则气静。“清静”可以说是马钰内丹修炼的法门,他多次强调清静的重要性,《真仙直指语录》卷上云:又曰:“夫道者,但清静无为,逍遥自在,不染不着,十二时中,但能行彻,必不误尔。”又云:“大道以无心为体,忘言为用,柔弱为本,清静为基。”为了保持心清气静,马钰同样主张摈弃一切情欲的干扰,提出了“六欲七情俱总废”、“澄心遣欲”、“屏七情六欲”、“六欲七情涤尽”、“割断情缰欲索”、“劈碎恩山,斫断爱欲尘情”等各种说法。显然,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王重阳是一致的。

    除马钰之外,全真七子中的其他各位亦有类似的观点。比如,刘处玄《仙乐集》卷二云:“至死常清静,忘情完性命。”《玄风庆会录》记载丘处机曾对成吉思汗云:“学道之人,以此之故,世人爱处不爱,世人住处不住。去声色,以清静为娱;屏滋味,以恬淡为美。但有执着,不明道德也。眼见乎色,耳听乎声,口嗜乎味,性逐乎情,则散其气。”《真仙直指语录》又记载丘处机云:“盖清静则气和,气和则神王,神王则是修仙之本,本立而道生矣。”《磻溪集》卷四丘处机诗云:“色身元有限,情欲浩无涯。痴似蜂贪蜜,狂如蝶恋花。”王处一《云光集》卷三云:“清清静静全真理,默默虚虚守内容。”《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记载,金章宗召见时,曾问以养生之道,王处一答以“无为清静、少私寡欲”。

    虽然全真道所提倡的“清静寡欲”有禁欲主义的倾向,而且其把父子、夫妻之情归入有碍修道的情欲之列,有违人伦常情,难以令人接受,但其所主张的节制情欲的观点,对于解决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不和谐现象不无启示价值。我们今天大力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社会已经存在诸多不和谐的因素,这些因素极大地干扰了社会的正常发展,更有甚者已对人类自身的生存构成了威胁。所谓和谐与不和谐是就关系而言,当前不和谐的因素主要来源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而其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人的自私与贪婪。有七情六欲是人之常情,但若不加以适当的节制,就有可能造成极大的祸患,假如每个人都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无所不用其极,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变成一种毫无仁爱与亲情的纯粹利益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相互仇视是在所难免的,而且这种仇视有可能发展为人间的悲剧。同样,出于自私与贪婪的目的,人类会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过度开发、控制与破坏自然,从而导致了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直接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诸多因素的产生。今天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重新调整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从人类自身来找原因,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人类自己造成的困难,就必须由自己来解决,而解决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使人们明白“知足者富”的道理,从而能够适当地节制自己的欲望,达到某种程度上的“清静寡欲”,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最终走出困境。
 
    注释:

    [1] 王沐:《内丹养生功法指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34页。
    [2]萧天石:《道家养生学概要》,台北,自由出版社,2000年,第43页。
    [3]王沐:《内丹养生功法指要》,第234页。
    [4]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52页。
    [5]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7页。
    [6] [美]欧文·拉兹洛编辑:《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11页。
    [7] [美]欧文·拉兹洛编辑:《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第232页。
    [8] [美]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张星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6页。
    [9] [美]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第48页。
    (《齐鲁文化研究》第1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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