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精神刍议



时间:2014-07-30 16:26        点击:


                                               作者:尹志华  教授

    道教与儒、释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道教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人的眼中,道士们只会装神弄鬼、画符念咒,因而道教不过是一种近乎巫术的低级宗教。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十分片面的。深入道教文化的殿堂,我们就会发现,道教包含有多层次、多方面的内容,除了在世俗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粗浅的东西之外,还有其精致深刻的思想,有足以震撼人们心灵的真精神。正是这种真精神使道教能够克服种种危难,几经曲折,衰而复兴,绵延到今天。那么,道教的真精神究竟是什么呢?笔者拟在此略抒管见求教于方家。

    一、贵生精神

    一般说来,宗教总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死后的彼岸世界,为人死后灵魂如何得救、超升设计种种方案;因而,它们对人们现实生活的质量、现实生命的长短极少予以关注。道教则比较特殊,具有十分明显的现实情怀,它不去考虑虚幻的灵魂归宿问题,而是遵循人们乐生畏死的本性,积极探讨如何才能阻止死亡之神的降临。中国先秦典籍《周易·系辞下传》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道教继承了这一思想。传为道教创立者张陵所作的《老子想尔注》便把“生”与道、天、地并列为“域中四大”之一,认为“生”是“道之别体”[1],是“道”的重要表现形式。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中开篇就肯定“禀气含灵,唯人为贵”,而“人所贵者,盖贵于生”[2]。《三天内解经》更以“死王乃不如生鼠”[3]的对比来强调生命的可贵。因此,《太平经》提出,“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一也”[4]。

    道教认为,人的生命之所以可贵,首先在于它是宇宙的杰作;其次在于它对人来说只有一次:“人人得一生,不得重生也”[5],“今一死,乃终古穷天毕地,不得复见自名为人也”[6]。因此,道教把拯救人类脱离死亡的厄运、让生命升入永恒存在的境界作为最高目标。为此,道教反对把生命作为世情俗欲的牺牲品,反对以生命易名利,反对盲目地以生命服从那些人为的政治逻辑。

    除了人类生命以外,道教还十分重视宇宙间其他生命形式,要求人们爱及昆虫草木鸟兽,不要无故伤害任何生命。因为,在道教看来,宇宙万物都是“道生之,德畜之”的,各有其存在的权利和价值。道教许多戒律对保护生物作了详细的规定。如《老君说一百八十戒》即规定:不得杀伤一切物命,不得烧野田山林,不得妄伐树木,不得妄摘草花,不得以毒药投渊池江海中,不得冬天发掘地中蛰藏虫物,不得妄上树探巢破卵,不得笼罩鸟兽,等等[7]。今天,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严重问题。许多有识之士指出,单纯技术手段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环境破坏问题的,必须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上来一个转变。而道教中有着深邃的生态智慧,值得我们去认真挖掘。

    二、自主精神

    道教有一个响亮的口号:“我命在我不在于天!”人的生命长短,并非上天所命定,主动权操在自己手中。《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二说:“生死在我。”道教坚信,人可以“夺天地之造化”,通过积极的修炼,使生命由弱变强,由夭转寿,直至长生不死。它反对人在死亡面前无所作为、消极听命的态度。它承认“有生必有死”,但认为这只是顺应自然过程的结果;而通过人的主观努力,生命演化的自然过程是可逆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这就是道教中有名的“顺则生人,逆则成仙”思想。为了实现长生不死的梦想,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道教炼养家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反复实验,抗命逆修,从外丹到内丹,不断地探索。当然,谁也没有见过不死而成仙的人。但是,结果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探索本身的荒谬。这种探索高扬了人的主体性,体现了人们不甘心听任命运摆布的强烈愿望。它促使人们努力去探求生命老化的秘密,而不是单纯地重复“有生必有死”的经验事实。而且,正是由于道士们反抗死亡厄运的努力,大大推动了中国古代医药学、养生学、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发展。海内外学者公认,道教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三、崇德精神

    为了实现长生成仙的理想,道教一方面发展出各种方术,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义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8]。推崇道德,注重伦理教化,是道教的一个重要特征。《太平经》说:“神仙之人,皆不为恶者,各惜其命,是善之证也。”[9] 《老子想尔注》说,欲求长生者,“百行当修,万善当著”[10]。《抱朴子》中更具体规定:“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11]总之,“长生之本,惟善为基“[12]。

    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提出“承负”说,谓人的善恶行为,不仅应在自身,而且流及后世。子孙身受其祖先所造善恶的报应,谓之承负。然祖先虽有余殃及于后代,后代若能行善立大功,则可不受承负。南北朝以后,道教受佛教影响,主要宣扬三世因果报应。道教所提出的道德规范,则基本上与儒家伦理相一致。不同之处在于其神圣性建立在神仙之上,对信教者及广大劳动群众来说,具有更大的威慑性。从《太平经》起,各种道经就宣称天地有司过之神,对众生的行为进行监察登记。又说人身中有“三尸”神,每至庚申日,辄上天汇报人的善恶功过于有司。还有常住每家每户的灶君,至月晦之夕上天告人善恶。总之,人的一言一行,都难逃过神灵的明察公断,甚至“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13]。神明据人善恶而行报应赏罚,小过减其寿数,大过降殃乃至夺命,大善功德则增其福禄寿数。这种极具威摄力、引诱力的伦理教化,宋代以来以通俗的劝善书如《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形式推广,普及于民间,影响极为深广。这种神道设教从今天科学无神论的立场来看当然至为荒唐浅陋,但在多数人都信神的封建社会,对维系社会秩序无疑有着巨大的作用。

    道教用神道说教所宣扬的伦理思想,除了忠孝之外,还有俭朴、谦下、忍辱、宽容、廉、谨等内容,并有一些反映劳动人民思想的伦理观念,如力作而食、周穷救急、矜孤恤寡、敬老怀幼、先人后己、与物无私等,不无积极义。

    四、济世精神

    道教产生于社会危机十分严重的东汉末年,一开始就具有十分鲜明的救世特征。反映初期道教思想的《太平经》即自称为“致太平之书”。宫崇、襄楷曾先后把它献给顺帝、桓帝,但被当朝权贵斥为“妖妄不经”而置之不理。后来,“颇有其书”的张角创立太平道,发动了著名的黄巾起义。同样拥有《太平经》的张陵在巴蜀创立五斗米道,建立了二十四个教区。至其孙张鲁,更割据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史称其政策宽惠,“民、夷便乐之”[14]。

    魏晋以后,神仙道教取得主导地位,遂偏重于个人的得道成仙。但是,道教始终没有将“仙道”与“人道”对立起来,而是坚持“内外双修”的原则:内则治身长生,外则济世救人。葛洪说:“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15]。这一观念以后被反复强调。陆修静在《道门科略》中说:“若救治天下百姓,扶危济弱,能度三命。”张伯端在《悟真篇》中说:“德行修逾八百,阴功积满三千,均齐物我等亲冤,始合神仙本愿。”并警告修行者:“若非积行施阴德,动有群魔作障缘”。净明派规定:“凡得净明法者,务在济物。”[16]。金元形成的全真道,其宗教实践分为内在的“真功”与外在的“真行”两方面。“真功”指心性、内丹修炼,“真行”即行道济世。可见,统一入世与出世,以积善为仙道的根基,是道教一贯的主张。

    道教济世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历史紧急关头,道教领袖往往能够挺身而出,为人民大众实在地解厄救苦,减少灾难的损害。最著名的是丘处机之西游劝成吉思汗戒杀、免北方赋税的事迹。此外,太一道四祖萧辅道、茅山宗道士杜道坚在南宋、金、元战乱之际,也利用自己的声望作了许多制止胜利者不要滥杀无辜的工作。

    道教济世精神的另一个表现是行医施药救治病苦。医术与养生有很密切的关系,故自来为道教所重。晋代道士葛洪、南朝梁道士陶弘景、唐道士孙思邀等都是有名的医药学家,对我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普通道士一般也兼通医术,在缺医少药的古代农村,他们是一支重要的医疗队伍。

    五、包容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和道教最具有学术上的开放性和包容精神。早在先秦时期,在儒墨、儒法的互相排斥攻讦中,道家中的黄老学派就已经起来包容兼收各家学说之长,如《管子》中的《白心》、《内业》、《心术上》、《心术下》等篇即是如此。此外,《黄帝四经》也是先秦黄老之学的重要代表作。

    黄老之学在汉初受到统治者的支持,曾经盛极一时。后来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黄老之学在朝廷失势,流入民间,逐渐与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之学结合而形成黄老道,最后由黄老道演变成我国最早的两大道教组织——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因此,黄老道家思想成为道教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黄老之学的思想包容性这一重要特点,亦为道教所继承,并得以发扬光大。东晋时期的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的思想就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葛洪自少好学,博览群书,“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他一面宣扬神仙道教,一面又崇尚儒家教化,同时又主张百家之言不可废弃。

    道教不仅勇于吸取本上传统文化的营养成分,而且对外来佛教文化也抱着开放融通的态度,学习和借鉴舶来品的精华。比如《太上洞渊神咒经》吸收了般若本无论思想,《度人经》袭取三界及随劫轮回思想,《真浩》仿照《佛说四十二章经》,《本际经》讲诸法空寂无常、一切果报皆由业缘,《洞玄灵宝定观经》改造止观和定慧说,道教老学重玄派对佛教中道观的运用,如此等等,都说明道教对待异质文化的态度比保守的儒家开放。正是这种主动引进异质文化的精神,使道教在理论上不断进步。

    当然,道教中也有对其他文化持排斥态度的,特别是对佛教时有攻击。但这往往是在有利害冲突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它也绝不是道教的主流。道教的主流,是主张儒释道三教同源异流,三教应当融汇合一,三家人成为一家人。

    道教的这种包容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价值。在偌大世界已变成“地球村”的时代,全球性的文化交流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在迅速展开。我们应该抓住机遇,以开放的胸怀去吸取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以推动我国的两个文明建设,为中华民族的腾飞创造条件。

    道教是一个处于动态中的文化巨系统,要找出其“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笔者仅从积极方面阐述了道教得以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五种基本精神,至于道教中的消极落后的东西前贤已有较多批判,此不赘述。
 
    注释:

    [1][10]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3、27页。
    [2] 《养性延命录·序》,《云笈七签》卷三十二。
    [3] 《道藏要籍选刊》第8册,第388页。
    [4][5][6][9] 王明《太平经合校》第80、298、340、602页。
    [7] 《云笈七签》卷三十九。
    [8][11][15]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对俗》,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页。
    [12] 《墉城集仙录》卷1。
    [13] 《太上感应篇》。
    [14] 《三国志》卷八《张鲁传》。
    [16] 《太上灵宝净明入道品》。
    (《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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