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全真宗祖谱系形成考上



时间:2014-07-30 12:58        点击:


                                               作者:张广保  教授

    完整的全真教宗祖谱系在元代主要由:三清、四圣(或者代之以太上道君、老子)、五祖、七真、十八大士、历代掌教大宗师等各项构成。这一宗祖谱的某些初始内容可溯自金中期教祖王嚞(重阳)的著述《重阳全真集》的一些论述。后经全真七子的张扬,至元代中期,其轮廓渐趋明朗。至元六年颁降的崇道诏书及至大三年宣示的加封祖真诏标志全真道的宗祖谱获得官方的正式认可,由此也得到教内、教外的一致认同。因为在元代此两道诏书的颁降,系由同期全真掌教大宗师张志敬、苗道一分别向朝廷提议,然后再诏告天下,予以官方的认可。至大以后,随着教门的继续发展,掌教宗师的不断延续,全真宗祖谱系也相应有所续增,然其基本格局则没有大的变动。除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刘志玄、谢西蟾合编《金莲正宗仙源像传》,可能因为图像的原因,省略后两项即十八大士、历代掌教宗师外,全真教这一宗祖谱系一直以这种概貌延续至明。
那么全真道的宗祖谱在金元时期究竟是如何逐步形成的?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又体现出什么样的教内宗派之异见?对这一问题的历史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全真教史的理解,从而澄清有关全真教史的一些问题。

    一、四子与七真

    “七真”、“全真七子”是全真教史乃到整个道教史中常见的一个名词。它是指全真教祖王嚞在山东度化的七大弟子。他们分别是:马钰(丹阳)、谭处端(长真)、刘处玄(长生)、丘处机(长春)、王处一(玉阳)、郝大通(太古)、孙不二(清净散人)。七真后来在元代全真教史著述构筑的全真宗祖谱系中构成次于老子(或三清、四御)、五祖的第三层[1],成为全真一系宫观供奉、崇拜的主要仙灵群之一。即使在今天,北京白云观老律堂仍供奉全真七子神像。然而,“七真”这一名词的形成却经历一个变化过程,并非像人们通常相信的那样存在于教门开辟之初。根据作者对现存元代全真教史文献、碑铭的考述,七真、七子一语的形成可追溯至金末元初时期,亦即当王嚞再传弟子主教时期。在此之前,全真教史文献、碑铭多用四士、四仙等语。

    1、四仙、四士

    在现存早期全真文献例如教祖王嚞《重阳全真集》、马钰《金玉集》、《渐悟集》、《神光灿》、《重阳教化集》、丘处机《潘溪集》、谭处端《水云集》、刘处玄《仙乐集》,甚至王处一《云光集》、郝大通《太古集》都很少见有“七真”一语,诸书也很少将上述七人并论。与此相反,在诸种文集及同期或稍一后之中却频繁出现四子、四士、四仙等词,有时亦有将丘、刘、谭、马并列,进一步指实四子、四士者。这说明在早期全真道发展历史中,其核心人物除祖师王嚞之外,接着就是嫡传四大弟子:丘处机、刘处玄、谭处端和马钰。而七真作为核心层面的形成乃是较后之事,是全真道进一步发展之后,其内部势力重新整合的产物。兹依据现存早期全真文献、碑铭考述如下。

    首先我们来看看教内文献所显示的情形。全真教倡导以文传道、接引后学。教内的一般风气极注重以诗词歌赋等文学形式劝导民众、表述证道境界。职此之故,早期全真诸师自教祖王嚞以降,均撰有为数不少的诗词歌赋。而且幸运地是,由于教内通行尚文之风,这些作品都得到很好的编辑、刻印、以至我们今天仍然能读到它们中的大多数。

    作为全真教的开山祖师王嚞对于他的第一代弟子当然最具有发言权。正是在《重阳全真集》中,王嚞将其四位嫡传弟子分别以弟、侄、儿称之。其《结物外亲》诗吟道:“一侄二子一山侗,连余五个一心雄。”“一弟一侄两个儿,和余五逸做修持。结为物外真亲眷,摆脱尘中假合尸。”[2]这里所谓的弟系指马钰,侄指谭处端,二子分别为刘处玄、丘处机。此四人构成后来全真七子的核心。而对于七真的其它三位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王嚞却没有将他们归纳入物外亲眷之中。个中原因为何?值得我们深思。考《重阳全真集》,的确也有赠孙二姑[3]、郝升[4]之诗词,由此可以看出王嚞对于他们确实有接触并予以点化。对此,如果我们再引证一些时人所撰碑铭材料就可看得更清楚。综合秦志安《金莲正宗记》、李道谦《七真年谱》及元人相关碑铭如徐琰《广宁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姚燧《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并序》等所记,大定八年(1168)玉阳自牛仙山拜礼重阳,愿为门弟子,重阳训名处一;次年玉阳辞别祖师,隐居查山。同年晚些时候,王嚞携丹阳、长真、长春、玉阳入昆仑山烟霞洞修行,郝大通至山出家。王嚞训名璘,道号恬然子。大定九年(1169)经过锁庵百日,分梨十化等多方考验,孙不二最终对重阳的道行产生信任,重午日诣金莲堂出家。王嚞赐名不二,道号清净散人。据此可见,王、郝、孙都曾有过与重阳密切交往的经历。然而,奇怪的是当王嚞南游汴梁(今河南开封)时,他们都没有随同前往,相反地丘、刘、谭、马四子在此期间却紧随左右。我认为这件事及随之而来的祖庭庐墓守丧对弟子身分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绝非一次普通意义的旅行,而是一次重要的修道云游活动。

    从《重阳教化集》、《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的一些载述看,王嚞在其生命的最后三个月曾组织教团核心成员自山东南游汴梁,实际上这相当一次修道集训。对此可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王嚞认为离乡云游对于修真炼性具有重要意义。刘愚之述重阳相关之言云:“重阳先生招先生(马钰)而诲之曰‘子知学道之要乎?要在于远离乡而已。远离乡则无所系,是无为也。……今子之居是邦也,私故扰扰,不能息于虑,男女嗷嗷不能绝于听,纷华种种不能掩于视,吾惧终夺子之志,而无益于吾之道也。’”[5]此段所述在极深的层面阐述了道教云游之生活方式对于修真体道之重要性。要之,离乡远游实有助于修道者斩断于旧有生活时期所建立的各种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网络不仅缠缚修士的心灵,而且还容易诱发起一种对外部世界虚假的“熟悉”感悟,由此修道者对于周围的生活世界渐渐丧失一种对于我们生命自身极为重要的新奇感和陌生感。于是人们不复有能力像初涉人世的孩童一样对世界产生“惊讶”,而正是这种持续的惊讶才是修士冲洗生活积淀之尘垢,恢复心灵之创造力和生命原初之活力的根源。离乡云游将修道者抛入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于此修道者能够暂时断裂原初拥有的对于周围世界的“熟悉感”及由此发生的麻木感,进而重新唤起人与生俱来的对于生存世界的惊讶。因此,云游实在是修道炼性、提高生存境界的一种良好生活方式。

    其次正是在游汴梁期间,王嚞对四大弟子千锤百炼,痛加捶楚,以期诱发其道性,达至对道体之根本了悟。《历世真仙体道通监续编》载云:“腊月中,时于钰辈极锻炼之功,逾往者百千,错行倒施,一言一动,悉受诃责。”[6]

    据此两点,我们可以说是否追随南游汴梁是判定王嚞七大弟子登堂、入室之分水岭。这一分水岭的形成又由于紧接着发生的另一重大事件——王嚞的仙逝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固。

    大定九年(1169)九月(农历),王嚞在山东莱州最后度化四士中的刘处玄,并在掖县建立三教平等会。同月即携丘、刘、谭、马四子赴汴梁,离乡修道。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左右,他就于大定十年(1170)正月逝于汴之王氏旅邸。随后的初葬(葬于汴地孟宗献花圃),入关迁葬,庐墓守丧等一系列活动,无疑进一步加固教团核心成员丘、刘、谭、马之间的向心力,而使他们与王嚞其它一般意义的弟子产生分别。尤其是庐墓守丧,按照中国古代的礼制,一般来说师徒之间只有拥有正式的名分,才有庐墓守丧的义务和责任。四子在终南刘蒋村为王庐墓守丧三年标志这种师徒名份的最终确立。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当郝大通在获知重阳仙逝的讣闻,千里迢迢入关致唁,亦欲庐墓守丧,而谭处端却要将他赶走:“(大定)十二年,葬真君于祖庭,师(郝大通)欲与四子同庐墓侧,长真激之曰:‘随人脚跟转可乎?’师明日遂行,至岐山,遇神人授今名字及道号。”[7]谭处端驱赶郝大通说明四子并不认可他的弟子身份。

    在论述了王嚞本人对其弟子的不同态度之后,接下来再看看丘、刘、谭、马四子对于早期教团的看法。马钰《渐悟集》云:“海岛丘、刘、谭、马,因师各弃荣华,逍遥自在乐无涯,休论高高下下。”[8]“谭、马、丘、刘的亲法眷,因何不得常相见?随缘到处教风行,自然四散天涯远。”[9]刘长生诗云:“谭马丘刘归去后,大罗朝圣谒仙宫。”[10]这些都只是将丘、刘、谭、马四子并提,而全然没有涉及王、郝、孙。又丘处机在觐见成吉思汗,回答其有关提问时,也说:“同时学道之人,曰丘、曰刘、曰谭、曰马,彼三人功满道成,今已升化。”[11]同样也没有将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三人纳入。至于四子的排列顺序或丘、刘、谭、马、或谭、马、丘、刘,我认为这只是为了行文押韵的方便,并不表示任何等级次序。

    其次不仅在教团内部,这一时期来自教团外部的材料也证明在一般民众的眼中,丘、刘、谭、马是构成全真教团的核心成员。金密国公金源璹在其所撰《长真子谭真人仙迹碑铭》甚至将重阳与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相提并论。其云:“黄、秦、晁、张,东坡门下之四贤也,诗文雄深,笔力雅健,故能弘先生之教。马、谭、丘、刘,重阳门下之四仙也,道风冲虚,处心静寂,故能明祖师之道。”[12]又毛麾、范怿分别于大定二十七年(公元1187)为丘处机《磻溪集》、谭处端《水云集》撰序,也都只提到王嚞的弟子为丘、刘、谭、马四人。范序云:“大定丁亥岁,重阳悯化妙行真人飞锡东来,仙游海上,以往契夙缘,访寻知友,于吾乡得丹阳子马公,又于登州栖霞得长春子丘公,结为方外眷属,所谓谭马丘刘是也。”[13]毛序大抵亦同,其云:“公(丘处机)本登州栖霞人,与刘公、谭公、马公俱图学于终南王风子先生,著名海上,远近敬仰,号丘刘谭马。”[14]按毛、范二序撰定之时间距王嚞归化之时仅17年。这一时期,全真教团虽有较大发展,内部经历重新整合,但是七真仍然没有取代四子成为全真教团的关键词语。甚至即使在金章宗泰和时期(1201—1208),王嚞仙逝已近四十年,王处一、郝大通等全真非嫡系门徒在朝野已享有赫赫改朝换声名之时,人们在谈及王嚞的弟子们时,仍然只以丘刘谭马并称。移剌霖泰和六年(1206)序丘处机《磻溪集》云:“因知从重阳之役者,无虑千百辈,唯丘刘谭马四公,时为秀出。”陈大任同书序亦云:“久之,与同志马公、谭公、刘公陪从重阳子游南京,识者目丘刘谭马为林下四友。”另外移剌霖的序文更值得注意,它表明当王嚞在东海宏道时,问道者及追随者众多,确实不止丘刘谭马四子。对此翻阅王嚞《重阳全真集》可加深此一印象。在《重阳全真集》中,王嚞为很多男女弟子赐法号,宣道音,宏教义,这些人中多数在后世全真教史中都未见载述。这一现象并非完全由于载籍遗漏,可能相当多的人中途道心退转,并未完全坚持修道。

    2、马丹阳在四子中的特殊地位

    在王嚞的四大嫡传弟子中,马钰的地位最为特出,应单独提出予以专门讨论。元人王利用撰《全真集第二代丹阳抱一无为真人马宗师道行碑》论及四子关系时,称谭长真、刘长生、丘长春尊马丹阳为叔师。这一论断当是有所本,同见于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监续编》卷一,其云:“师与诸公虽同出于重阳之门,以祖师尝有一弟一侄之语,特称师为师叔。”接丘、刘、谭尊丹阳为师叔,不以同辈视之,亦见于谭处端之诗文集。考谭处端所撰《水云集》,其中有:“继丹阳师叔丫鬟吟韵”[15]可见谭、刘、丘三子在重阳仙逝之后,的确处丹阳于师席,而非仅待之同门而已。又丘处机于大定二十八年(1188)觐见世宗,奏对称旨,世宗降旨于燕都城北修庵,“塑纯阳、重阳、丹阳三师像,彩绘供具、靡不精备”[16]此将丹阳与纯阳、重阳二祖并列供奉,表明丘处机于此一时期尚事丹阳以师礼。同时,此似亦显现丘处机对渐趋形成的全真宗系之独特见解,与后世习见的东华、正阳、纯阳、海蟾、重阳五祖并列有所不同。

    又从现存文献显示的情形看,丘、刘、谭、马三子在祖师王重阳归化之后尊马钰于师位,完全是秉承教祖之遗意。从上文引证之《重阳全真集》“结物外亲”一诗看,王嚞对于门下四大弟子曾分别列以不同的辈份。马钰为弟,谭处端为侄,刘处玄与丘处机为儿。此即所谓“一弟一侄两个儿”。这种分判既不是按照年龄大小,也不是按及门先后。因为如依据年龄排序,四子之序位应是谭、马、刘、丘;而依据及门先后,则排序应为丘、谭、马、刘。那么究竟是凭借何种缘由使王重阳待丹阳以殊礼呢?我认为主要是由于他的道缘深厚,对道体的领悟较其它门人更为深刻。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王嚞于大定十年仙逝前,将教团的领导权移交马钰。李道谦《七真年谱》述此事云:“大定十年庚寅,重阳祖师于正月初四日召丹阳、长真、长春立于榻下,时长生遁去,曰:‘丹阳已得道,长真已知道,吾无虑矣!处机所学,一听丹阳;处玄,长真当管领之。’”此以处机托付丹阳,处玄交由长真,然又判定四子中只有丹阳一人得道。实际上依据其它相关教史材料,自大定十年王嚞仙逝,直至大定二十三年丹阳归真这一时间段,全真教团实由马丹阳总其责。

    关于四子证道之历程,尹志平《北游录》曾引丘处机之语予以说明。其云:“师父(按此指丘长春)言:丹阳二年半了道,长真五年,长生七年,我福薄,下志十八九年,到通天彻地处,圣贤方与些小光明,未久复夺之。”[17]又云:“既得四师真,复以弟、侄、子次之。丹阳为弟,谭为侄,长生、长春则子也。后四师真成道亦有迟速。丹阳二年半,长真五年,长生七年,长春师父至十八九年,以其志行通彻天地,圣贤方与之。各验其所积功行浅深,故排次有等级,而成道有迟速也。”[18]依此排序,四真之了道时间分别为丹阳两年半,长真五年,长生七年,长春十八、九年。由此看上述弟、侄、子的排序与证道时间的排序正相一致。尹志平系丘处机座下大弟子,曾亲聆师训多年,先后又师从刘长生、王玉阳、郝太古等全真大师。因此,他的引述是有来历的。至于为什么马丹阳了道神速,悟道较他人深刻,丘处机也作了分析。他认为丹阳证道从生死问题下手,单刀直入,一了百了;而他自己则从参悟存在虚幻性入手,此法虽不失为了悟之门径,然仍无法逃避经营劳作,故迂回曲折,历年弥久。《北游录》载云:“长春师父尝言:我与丹阳悟道有浅深,是以得道有迟速。丹阳便悟死,故得道速,我悟万有皆虚幻,所以得道迟。悟死者当下以死自处,谓如强梁人既至于死,又岂复有强梁哉!悟虚幻则未至于死,犹有经营为作,是差迟也。此理非不明,盖悟有浅深,各随人所积福德厚薄耳。”[19]丘处机将自己与丹阳了道迟速的分别完全归结为所积福德的厚薄。由此,在他执掌教门时期,一反重阳、丹阳清静无为之宗风,而代之于入世修行、积功累德之有为教风。自此之后,全真门风为之大变,教徒立观度人,尘劳四起,终于成就道教发展史上的千年之盛。

    3、七真之形成

    “七真”一词在全真道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究竟始于何时,今已难以确考。从现存文献的载述来看,至迟在丘处机传人尹志平大宗师掌教期间,“七真”或“七朵金莲”作为全真道的一专门术语即已确立。在全真教史中从“四士”到“七真”的演变乃是与教派发展、重组紧密相联。另外,在此我们还必须特别指出:差不多在“七真”一词出现的现时,教史中亦曾流行“五真”、“六子”等用语。这说明“七真”一词在此时的使用还没有正式固定下来。

    甲,五真、六子

    “五真”一语在全真碑铭中见于《道家金名略》所录<神山洞给付碑>,内题“宋披云于莱州神山洞创建三清、五真圣像。”这里的“五真”具体所指为谁,很不好确定。我以为有两种可能性:一指全真五祖,亦即东华、正阳、纯阳、海蟾、重阳五位全真道祖师。二指重阳加丘、刘、谭、马四大门徒。二说中似以第一说可能性较大。如果该洞今天仍然保存,则暇日造访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按宋披云即宋德方,乃刘处玄及门大弟子,又曾历师玉阳、长春诸老仙,为西行觐见随侍之十八士之一。他曾撰《全真列祖赋》,较早在全真教史中提出一种全真宗祖传承谱。其弟子秦志安又撰《金莲正宗记》在师说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其说,从而为全真宗祖系谱的确立、流传奠定基础。对此,我们在下文将具体讨论。

    “六子”或“六真”的用法较“五真”为普通,多见于元初全真碑文中。《道家金石略》录<神山口口洞天长生万寿宫>云神山有七洞,曰虚皇、三清、五祖、六真、长生、披云。此即将五祖、六真并列。根据全真教史其它载述判断,六真应指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等六人,没有计入仙姑孙不二。对于这一解释,我们可以引证徐琰《广宁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其云:“重阳唱之,马谭刘丘王郝六子和之,天下之道流祖之,是谓七真。”[20]又云:“马谭刘丘王郝从,六子矫矫皆人雄。”按徐琰此碑撰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其称七真没有计入孙不二,而是连重阳合计。[21]这说明此期对于“七真”一语的使用还比较混乱,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又元初著名文士王鄂撰《重亳州太清宫太极殿碑》论及全真宗系,亦只是提到重阳传六子。其云:“近世有全真家出,恬淡有守,动循故辙,自王重阳得正阳、纯阳之传,培植其本,付作者六人,在处联芳,枝叶丛茂。”[22]这里所说的“作者六人”应该也是指马、谭、丘、刘、王、郝,而没有计入孙不二。按王鄂与全真教高道多有来往,尤与太古一系的高道栖云王志谨过从甚密。他对全真教史了解颇深,全真高道的不少碑文出于其手。他于重阳弟子只举六人,表明孙不二进入七真行列较他人为晚。又程巨夫撰《徐真人道行碑》亦云:“金之季,王重阳起咸阳,为天下全真教祖,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等为之徒。隐显变化,震撼于秦陇燕齐晋魏间,人皆以为仙”。[23]

    乙、王、郝、孙的师承

    谭处端《水云集》评早期全真教团的成员构成时将其区分为两部分,一是以丘刘谭马四子组成的正宗嫡传,另一部分则是以王郝二人组成的异派。其云:“重阳立教,东海阐良缘,唯度丘刘谭马,分异派王郝。”[24]全真七子中王、郝、孙之所以有别于丘、刘、谭、马四大士而被称为异派,除了前文所述的庐守丧等师徒名份有关外,当还与此三人的师承渊源有密切联系。考全真教史材料,王、郝、孙虽然都曾正式向王嚞问道,并蒙赐道号,但他们三人都于王嚞之外另有师承。兹考述如次。

    王处一,大定八年自牛仙山拜礼重阳祖师,时年二十七,师训名处一。在此之前,他曾遇异人,并蒙赐道要。其《云光集》云:“予自七岁遇东华帝君于空中警唤,不令昏昧,至大定戊子复遇重阳师父。”[25]《金莲正宗记》亦述其事,秦志安记云:“七岁遇东华教主授以长生久视之诀。年一十有四岁也,偶步山间,见一老翁坐于盘石之上,呼之使来,摩其顶而谓之曰:‘汝他日必扬名于帝阙,当与玄门作大宗师。’言毕乃起,曳杖而行,先生从而不舍。启曰:‘公何人也?’答曰:‘我乃玄庭宫主也。’自兹之后,语言放旷,不与世合,行止颠狂。”[26]据此所述,王处一于师事王重阳之前,即分别蒙东华教主、玄庭宫主点化。东华教主后为全真教徒推尊为五祖,此系全真一系的神格,当无问题。然而,玄庭宫主则不见于后世全真神谱,它的派系归属不太明确。王处一与此一神格产生关联,说明他的授受除重阳之外,另有渊源。

    郝大通的师承与王处一相比,更为复杂。他于大定八年师从重阳,蒙训名璘,道号恬然子,时年二十九。然而,据徐琰所撰《广宁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所载,他于大定十二年(即重阳归真后之两年)在陕西岐山遭遇异人,并蒙赐名大通,道号太古。大定二十二年,又复遇之。“师过滦城,又与神人遇,受大易秘义。自尔为人言未来事,不差毫发。”[27]跻身于全真七子的郝大通其所用名号竟不源于重阳所赐,而是出自那位神秘的异人!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郝太古在全真七子中独明易道,今观其所撰《太古集》,中有易图若干,衍伸大易奥义,此亦颇类教外别传,因为就现存教史材料看,王嚞不擅长易学。很显然郝太古的易道当另有授受。

    最后看看孙不二。她于大定九年诣金莲堂礼重阳出家,获赐名不二,号清净散人。不二似乎于重阳之外没有明显的其它师承。然据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监后集》所载云:“(不二)东迁洛阳,有风仙姑者,俗呼小二娘,始自皇统,关西来寓东周,不显姓氏、寿,亦不言何处人。以语言较入之,似秦人也乞食度日,垢面蓬头,以秽污身而远世魔。昼则佯狂于廛市,夜则栖泊于荒祠。不起爱憎,不言非是,无为淡泊,任性自然。盖内修仙道,外应仙踪。能信口放言,以畅玄旨,………仙姑(孙不二)至洛阳,依而居焉。风仙姑之居有二洞,命仙姑居下洞,己居上洞。”[28]据此,她与那位神秘的风仙姑似亦有师徒之义。总之,王、郝、孙三人之师承较丘、刘、谭、马为复杂。他们不主一师,于重阳之外都另有师授。也许是因为这一缘故,他(她)们被称为全真别派,以区分于以丘刘谭马为代表的全真正宗嫡传。

    丙、全真七子

    “七真”、“七朵金莲”一语在全真教史文献中的频繁出现似应在全真第二代弟子活跃时期,时当大蒙古国第二代窝阔台统治。此一时期的全真道由于宗师丘处机西行觐见并获得蒙古皇室的庇护,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所谓教门之盛,开辟未有。受此一机缘之刺激,不同宗系的全真教徒都共同归依到丘处机门下。据李志常《西游记》及相关全真碑铭之载述,当丘长春西行东归获得巨大成功,驻跸燕京太极宫(后奉旨改为长春宫)之时,各地全真教徒都纷纷前来拜礼,以求获得庇护。而丘处机对其也一概予以接纳,赐以法号、名字。[29]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本来与全真教毫无系的中都长春宫(原太极宫)一跃成为整个教派的中心,各方教徒尊称为“堂下”。堂下对全真道不同宗系的宫观具有节制之权威。此种权力之来源即是教门自身向心力量之体现,又是政治权威(即皇权)之投射。随着教门向心力的加强,这一时期全真教的宗派构成、宫观组织也重新进行整合,由四士到七真的演变就是教门重新整合的一个重要标志。自此之后王嚞的七大弟子就被世人视为一个整体,不再区分为嫡传与异派,尽管甲乙相授的传承制度仍然将内部的宗系传续下去。

    据秦志安《金莲正宗记》等全真教史文献的载述,七真一词当肇始于全真祖师王嚞自创的“   ”字。大定九年,王处一隐居查山云光洞,重阳掷伞赐号,“自辰至脯,伞乃堕于云光洞前,击破其柄,中有道号,曰   阳子,名处一。 音《竹篇》韵中本无此字。盖祖师之所撰也。字作七人,表金莲七朵之数。[30]又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亦载此事,所述略有不同。其云:“又曰伞阳子(按 应作   赵记有误)”。此字祖师撰之也,暨有七人之名,师在马谭刘丘之次,故祖师有云:“伞竹通为七个人”,以石应金莲之七数也。[31]依秦、赵二人的载述,王嚞似乎一度认同王、郝、孙的弟子身份,有意结就七朵金莲。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王、郝、孙没有象丘、刘、谭、马一样追随左右。至迟在丘处机大弟子尹志平掌教期间,七真一语在教门得到正式确认。《北游录》载尹志平之语特别提到七朵金莲,其云:“昔我祖重阳初于甘河遇纯阳点化,复度丘刘谭马,洎郝孙王,号七朵金莲结子。又云桂树香传,十九枝举,历历皆应。”[32]按尹志平虽系丘处机嫡传弟子,但他历参刘长生、王玉阳、郝太古等全真高道,实际上应是四人的共同弟子。因此,他对七真都表示同等的敬意。这种参拜诸师,访真修道的作法绝非仅限于尹志平一人,而是全真第二代弟子(指七真门徒)多数人的共同经历。早期全真道此种既尊一师,又遍参诸师的礼师求道方式对于消除存在于七真之间的嫡传与别派之界限具有重大作用。不久,秦志安、李道谦先后撰教史文献《金莲正宗记》、《七真年谱》都承述尹志平的七朵金莲之说,将全真七子连同一体,合传一书。不过,李道谦似乎仍于七真间有所分别,《七真年谱》系按照马丹阳、谭长真、刘长生、丘长春掌教先后纪年,而将王玉阳、郝太古、孙不二之行事散入各年。至元六年,应全真掌教宗师张志敬的请求,世祖颁诏书褒封五祖七真,赠五祖以真君号,七真以真人。这表明七真越出教门,正式获得官方的承认。此后“全真七子”一语就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人们把这七位全真高道,连同其祖师王嚞一道作为八位仙人予以尊崇。

    最后,我们还应提请注意,尹志平在掌教期间还将对七真的尊崇正式纳入全真宫观的万神殿。《北游录》载述他于“长意师父升暇日于白鹤观芳桂堂设祖师七真位致祭。”[33]此即全真宫观祖真殿堂之滥觞。自此之后,各宗全真宫观多数都建有五祖殿、七真堂,供奉祖真之塑像。这标志着全真教已在宫观建筑方面显露出区别于他教的主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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