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仙踪旧事录



时间:2014-12-08 14:34        点击:

吉冈义丰著:余仲珏译
  (译者的话:已故吉冈义丰教授是日本研究中国道教的专家。他最后一本书是《追求长生》,1970年在日本京都出版。书中194页至228页介绍了“道士的生活”,主要讲的是解放前夕北京白云观道士的生活。吉冈义丰从1940年至1946年住在北京,这六年中他经常到白云观小住。他描写的白云观道士生活基本符合历史实际情况,但有些地方仍然有出入,希望读者于浏览时不忘辩误,鉴赏中留意去伪。)

 道观:
  道观这一名称相当于佛寺。道庙通常称为观、庙、宫、坛、祠、阁、洞等。孔庙和佛寺也使用以上某些名称。
  道庙有两类,十方丛林和子孙庙。子孙庙由同派师徒世袭,大多数道庙都属这一类,称为普通或小道院,十方丛林是道教中心大庙,凡是道士不论宗派均可挂单,很像佛教的丛林制度。十方丛林不收小道士,住庙道士都是从各地云游来学道的,也有来受戒的小道士。
  十方丛林最重要的特点是有权建立传戒坛。方丈相当于日本佛教本山的管长,可以开坛传戒。新来挂单的道士要受戒后才成为正式道士,因此他们常来十方丛林挂单,住庙学习,等待受戒。
  除了以上两种道庙之外,现代的道观可以按教理教义的内容分为天师道和全真教两大派。天师道的道观几乎毫无例外全是子孙庙。主领天师道的是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天师职称世代父子相传,这说明他们虽然正式脱离世俗,却并不严格禁止成家。
  有家室的道士不能住观,对他们的称乎也有多种,均为的是强调他们和出家住观的道士有区别。天师道道士不受戒,清末之前只要持有天师的牒录就可认为是正式道士;民国以后,这一制度逐渐消亡,天师道也就丧失了大部份结聚力。
  另一方面全真教仍然保持子孙庙和十方丛林之间严谨的区别。北京全真教祖庭白云观藏有一份全国其它十方丛林名单:
  太清宫(下院)
  常清观(山东济宁)
  八仙庵(西安)
  楼观台(西安)
  龙门洞(西安)
  留侯祠(陕西汉中)
  玉皇阁(武汉)
  玄妙观(武汉)
  武当宫(武汉)
  长春观(武汉)
  白云观(上海)
  右圣观(宁波)
  丹德观(宁波)
  玄妙观(江苏常州)
  青羊宫(四川)
  二仙庵(四川)
  天后宫(青岛)
  冲虚观(广东罗浮山)
  黄龙洞(广东罗浮山)
  白鹤观(广东罗浮山)
  三元宫(广州)
  应元宫(广州)
  元妙观(广东惠州)

大宗派和小宗派:
  道教两大宗派天师道和全真教之下又可分为许多小宗派,每个小宗派均有自己的派诗,据此表示相互之间的区别和教义上细微的差异。两个小派可以在师承和传统上同出一源,而且名称也相同,但如果派诗不同则各立门户。总的说来派诗记录的是开祖得道的妙诀。
  派诗也是字谱,按照道士的辈份顺序用派诗中的一个字起道号,所以一听道号就知道他的宗派和辈份。例如龙门派第一至第四代的道号分别是赵道坚、张德纯、陈通微、周玄朴;“道德通玄”四个就是龙门派派诗的第一句。
  北京白云观有两重性,既是龙门派最大的十方从林,又是丘长春开创的龙门派祖庭。十三世纪时丘长春留下了龙门派诗,现在的白云观即以丘祖殿为中心,此殿也是他座蜕之所。丘长春年青时曾在龙门山修道,因此他的弟子和传人称自己为“龙门”并把开祖的座蜕之所白云观作为中心。
  所有的道士都是平等的,从原则上讲没有地位的差别;然而在道观的集体生活中,不同的职务所负的责任不同,这就要求有道观规则,也就是清规。此外。理论上虽然一切道士都平等,其实在同一道派中辈份高的比较受尊敬。例如二十代和二十一代字谱之间是师父和法资(注一)的关系,如果还有十九代的话,那就是师祖,师父、法资三代的关系了。字谱高的被尊为长辈,这种论字排辈的纵行关系不仅限于道教,也是青帮、红帮等世俗秘密帮会的特点。帮会是很讲究字辈之先后的。
  以上就是道士、道观和大、小宗派的情况。有一点中国和日本正好相反,中国没什么主庙和分庙之间的主从关系,也很少上院和下院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甚至偌大的白云观也只对很少下院有直接影响,它既无权也没义务干涉其它龙门道观的传道、庙务管理和经济等事务,更不用说对其它全真道派的道观事务了。在道派方面如果过份强调它和日本佛教相同也是错误的。道派只不过是道士师承传授关系和宗派源流系统罢了。
  全真教一贯比天师道讲究道派,这是因为这两大宗派原来的性质就大不相同。全真受佛教禅宗影响很大,很多道士相信自己的修炼功夫,把得道妙诀写成派诗。如果派诗由弟子续承和传授下去,小道派就形成了。建立小道派很随便,没有什么规定和章程,只要这个小道派的一位道士到一个十方丛林去挂单,把开祖的生平和派诗讲清楚、登上簿录,再由这一丛林通知其它十方丛林,这个小道派就算得到了正式承认。

宗派势力的比较:
  各道派的势力大小主要是由道士人数的多少决定的,不过人数还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光人数多并不一定就对社会有较大的影响。人材的质量比人数更重要。任何道派如果出了高明的大道士就有希望对道教界的复兴甚至对社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有的小道派只存在于某一个道庙里,这样的话如果师父没收徒弟这个小道派自然而然就消亡了。子孙庙属哪个道派依住庙道士而定。龙门派道士住庙就属龙门派,华山派道士接替,庙就属华山派;但习俗上是师父把庙传给大徒弟,由另一派的道士接庙是很例外的情况,因此大多数道观属什么道派都相当稳定。道派人数多,所控制的道庙也就多。
  [略去一张传戒图表,根据北京白云观保存的一本《登真录》制作,记录了从1871年至1927年中其它各道观共传戒十五次以及各道派传戒的人数。龙门派有2523人,遥遥领先,几乎所有超过一百人的大型传戒都属龙门派。其次是华山派,传戒505人。其余三十九个道派从名称上看都属天师道,还记录了茅山道在1924年传戒一人。(在这段时期中以上41个道派可能还另外传了戒而没有载入这龙门派道观保存的《登真录》中。)吉冈也不想研究《登真录》中的这些问题。

皈依全真教:
  出家当道士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大多数道士在十二至二十岁出家。“出家”的动机各式各样,但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四类。
  1.决心修道登仙的;
  2.追求隐居清静生活的;
  3.家境穷苦无力抚养孩子,舍子从道的;
  4.体弱多病,过世俗生活有困难的;
  不幸的是现在大多数道士属于第三、四类,杰出人物很少。大部份道士对道教认识不足,缺乏精神力量。
  要出家当道士一定要有一个合格的度师。一般来说首先要到一个普通的小庙,求里面的道士当度师。找到了度师,就成了童道。当童道的仪式是先到法堂朝拜神位。然后到祠堂参拜本道派的列祖神位,最后叩拜师父。从此童道开始留头发,学习打扫殿堂、煮饭、接待香客等道庙的规矩;另外要念孔夫子的四书,学诵早晚功课经、三官经、焰口经和斗科经。
  童道到了适当的年龄,师父定下吉日举行“冠巾礼”,把童道的头发精心梳理盘成顶髻,戴上冠子。这以后童道就可以和师父以及其他道友一起做经忏了。
  举行了“冠巾礼”后不久,童道在十方丛林里报名登录,等待开坛传戒时受戒。受完戒就成了正式道士,这时他可以留在十方丛林里,可以云游访道,也可以回到师父那里。中年人出家除了不用长期当童道之外,其它情况相同。他们一出家几乎马上择吉日举行“冠巾礼”。道姑的情况和道士一样。
传戒
  对道士来说受戒是宗教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事件。过去传戒时间长达一百天,以后减少到五十三天。传戒仪式在三座戒坛举行,三坛大戒的内容是:
  1.公布要目。
  2.半夜在“密坛”授法。
  3.授全真大戒一百余条。
  传戒时期,受戒人生活费自理,衣钵、戒牒和规也都要自费购买。
  每次传戒由方丈当传戒律师,另外精选一些有道行和经验的大道士协助传戒(略去他们的职衔)除了引礼师不止一个以外,其它职务每职一人。引礼师的数目依受戒人的多少而定,多时可达十个至二十个。按《登真录》记载:1927年白云观传戒349人,有六位引礼师,方丈是陈至霖,直隶人。(略去这一年十七位传戒执事人员的姓名、职衔和籍贯,他们当中很多县直隶人,辈份也很高,是龙门二十一代,至字辈。传戒执事人员总共是三十一人。)
  戒坛上供着道教神团中的主神三清像。受戒人必需年满十六岁,一般应在普通小庙里至少住满一年。受戒人的姓名印在《登真录》上,按照千字文的顺序排列。头四名受戒人有资格成为十方大丛林的方丈。第一、二位受戒人授与法简,注明他们的道派和师承。全体受戒人都领取道袍、度牒、饭钵和规。
  只有全真教的十方丛林才能传戒,但天师道道士可以自由参加。自从张天师不发度牒以后,许多天师道道士开始参加全真教的传戒大典,不过即使他们精于传戒仪范,也无权当十方丛林的住持,这一点似乎是默契。只要存在着道派和师承的不同,这种情况就不可避免。
  清初朝廷准许这一地区每次受戒人数可达两千,传戒时间可长达一百天。1800年以后受戒人数逐渐减少,到了清末每次受戒人数只剩大约五百人,传戒时间也缩短到五十三天。民国以后每次传戒的人数没有规定。
  1927年至1949年北京白云观没有开过坛,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关系。清代朝廷慷慨赏赐钱币,维持白云观及其开坛传戒的开支;到了民国时期白云观只有完全靠施舍了。1927年的传戒据说耗资两万元,没有富裕护法的施舍是办不到的。传戒一停全真教就像天师道一样名存实亡。(略去一张白云观传戒表,表中列举了1808年至1927年间一共传戒三十一次,其中有几次人数超过所有其它龙门丛林传戒人数的总和。例如1882年,其它龙门丛林传戒共264人,而单单白云观就传戒525人。白云观最后两次传戒是在1919年和1927年,分别为412人和349人。

道士的装束:
  我在北京时,一队日本摔角队正访问中国。有一天一位书店的中国职员问我:“这几天很多日本道士来北京,他们来干什么?”我莫明其妙,问他在哪儿看到日本道士。他说:“你没瞧见在东单牌楼那些大块头吗?”他把摔角运动员叫做道士,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得对,摔角运动员束着头发,穿着宽袍,至少在装束上确实像日本道士。
  道士显着的特点是束发盘髻,一般戴一顶扁平的混元帽或南华巾,顶髻用木簪或玉簪别住。
  道袍一般是青兰色。青色象徵青龙,主东方生气,五行属木。青色还表示道士是道教始祖东华帝君的流裔和传人。道袍不单只有兰的。
  也有黄的和紫的。方丈可穿黄袍和紫袍,逢到节日圣诞一般道士也可穿黄袍或紫袍,但没受过戒的不能穿。(略去道袍的名称、规格、穿着时节以及各种头巾、冠簪的详细说明。)
  按仪范惯例戴什么冠簪一定要配什么头饰,有一定的规矩。道冠有月冠、五岳冠、莲花冠、三台冠等,有木制的也有玉制的,用法很讲究。道士一定要当完童道,举行了“冠巾礼”以后才能簪发戴冠,以戴月冠为最普遍。穿着道袍也有沿袭的规矩,什么道袍一定要配什么冠簪都有规定。道士穿着鲜艳的道袍,戴着亮晶晶的冠簪和头巾,登着白布袜和船形的“云鞋”或“青鞋”,与现代的情趣相去甚远。道士的装束看起来真有离尘脱俗、飘飘欲仙之感。
  道士的用具也有很多规定。“仙钵”和“规”是受戒时正式发给的。仙钵有铁的、木的和漆的。到山里采药用铁的,可以当锅用;在丛林的斋堂里用木的和漆的。规是一块红布,一米半长,八十厘米宽,四周镶着约十厘米宽的黑边。规的用法有三种:1.完全展开表示最高的崇敬。2.半叠起来表示对尊神上仙的敬仰。3.完全叠好,做经忏时挂在手臂上表示肃敬。规的尺寸大小和佛教法事中用的“具”差不多。《昆尼日用》一书中说明了“具”的用途。
  以上谈的是全真教而不是天师道道士的装束。一般来说全直教道士注重个人清修,要上山找草药,因此道袍比较轻便朴素;天师道道士注意祭祀威仪,大部份时间花在诵经念咒上,又讲究圣诞祭典,所以道袍比较考究。[略去对道袍的详细描述。

挂单的规矩:
  全国各地的道士常常云游到十方丛林来住庙,叫做挂单。挂单的规矩很严格,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只有条件合格,才允许挂单。例如白云观的挂单不留条件是:籍贯、三代不清者不留;有传染恶疾或染有不良嗜好者不留,被其它常住开革得有通知者不留;奇装异服、短发疯狂者不留,妄言异端、江湖术士、炉火符咒、占卜星相者不留,课诵不熟者不留;年龄未满者不留。
  挂单的程序是一整套盘诘:新来挂单道士首先到十方堂,进门之前要高呼:“堂主老爷,慈悲!”。堂主在里面答应:“慈悲!”!挂单人进去谒见堂主,恭听丛林的威仪和清规,然后领取一个?袋,盛放自己的物品。
  其次挂单人到迎宾房,在门口高呼:“迎宾老爷,慈悲!”,迎宾道士在里答应:“慈悲!”挂单人进房,先三拜朝参神位,然后三拜叩见迎宾,口念:“拜见迎宾老爷”。迎宾道士一拜回礼,口念:“拜见”,于是迎宾开始检验证书戒牒并盘诘履历派别、姓名三代以及在何处出家等情况。如果没发现什么不合的地方,迎塞把询知情况登录在木牌上,接着考诵挂单人功课经文。如果考询合格,迎宾把木牌交给挂单人,遣往客堂,会见知客。他一路上经过每一个殿堂都要叩头三拜朝参,到了客堂,高呼:“知客老爷,慈悲!”,知客答应:“慈悲!”,这才进去谒见;先三拜客堂神位,后向知客三拜行礼。知客于是再次详细核问,并再一次考诵更多的经文,如有差错,立刻显露。
  这次考询如果合格,才准挂单,新来道士可以松口气来到云水堂,仍然先朝参堂内神位,然后谒见堂主和副堂主以及全体老少道友,均三拜行礼,于是挂单仪式愉快地结束。新来道士由堂主安排住所并指导清修,等待授与职司。整个挂单仪式需要两、三小时以至半天。
  每一个道士有一个编号,如果丛林里有二百个道士,就从一号起直到二百号。初来挂单的道士给一个新号,过去在本观挂过单的道士又回来叫“复号”,其实他的编号并不是原来的,而是新的。他的号叫做“大号”以示和初来挂单的“新号”有所区别。道士离观他去叫作“消号”。道士消号后又要回来复号要遵守以下条例,品行不良不复号;初次挂单居留不满半月者不复号;消号后尚未满半月者不复号,被方丈或监院催单逐出者至少三年后方可复号;被督管或巡照催单逐出者至少两年后方可复号;被总理或知客或指事催单逐出者至少一年后方可复号;被革除吊销度牒者永不复号。

清规玄范:
  道士如果喧闹,破坏丛林肃穆生活或是不遵守“清规”的,要受惩戒。白云观的清规玄范如下:
  1.罚跪香的:
  开静不起者跪香
  云集不到者跪香
  朝真失仪者跪香
  出不告假者跪香
  结群闲游者跪香
  不讲卫生者跪香
  2.罚迁单的(即降职):
  集聚闲类者迁单
  钟板错误者迁单
  殿堂不洁者迁单
  滥用职权者迁单
  3.罚催单的(即逐出丛林):
  茹荤尝酒者催单
  扰乱执事者催单
  不服派遣者催单
  骄慢师尊者雇单
  贻误所习者催单
  攻讦人短者催单
  不遵细则者催单
  妨害观瞻者催单
  戏谑斗殴者催单
  夜不归宿者催单
  假满不归者催单
  4.罚开革的:
  不遵戒律者开革
  染有嗜好者开革
  故毁公物者赔偿杖革
  公费私己者追究杖革
  5.罚送究的:
  窃盗经典公物者送究
  集众扰乱本观者送究
  不慎火烛者杖革送究
  假道惑人骗财者送究
  假冒本观募缘者送究
  妄谈国政者杖革送究
  干犯国法者杖革送究
  初来挂单道士均被派去干脏重活,如种菜园、扫厕所、养猪(注二)等。每年换一次工作,逐步提升上去。但即使当监院、督管、巡照、知客等高级职务的道士如果“消号”云游到另一丛林,也要从脏重活干起,这是全真教的规矩。不过如果担任过高级职务或是干活勤谨,可以提前转升。(略去白云观执事榜,共列三十九项职衔。职衔和职务不一定都相符,其中不少和佛寺里的一样。)

回忆白云观――没有电灯的生活
  白云观没有电灯。我最初几次逛白云观,这一点从没引起我的注意,直到1940年7月1日我住进了白云观,才第一次注意到它。白云观在北京西便门以西约一公里,是一座庄严的道观,屋瓦鳞次栉比,看上去决想不到没有电灯。
  白云观住持是安世霖,当时三十八岁,兼任监院。他正当壮年,精力充沛。我要求按挂单的规矩像对待普通道士那样对待我,他客气地拒绝了,说客人理应招待。我后来才知道不久以前刚刚发生过一场大冲突,有一派道士反对监院,大概因为这个,他们十分谨慎,我又是一个外国人,冒昧而来,他们不了解我的底细,对我自然格外小心。
  我被让到左边最里面的方丈房去住,右边正对过是监院房,房屋结构和方丈房相似。这样的安排和我原来的希望完全相反。我本想体验初来挂单的下层道士的生活,却被塞进了上层道士的房间。我想如果坚持自己的要求,怕他们会索性不让我住在庙里,只得恭敬从命了。当时白云观没有方丈,方丈房作为客房。
  知客李崇一负责招待我,他当时五十一岁,一头白发,超尘脱俗,活像一个神仙。他和我谈到小柳司气太,讲到他一年前来访问过,对他很有好感。在以后几次交谈中我了解到李崇一已经在白云观住了二十几年,当时他在丛林中的地位仅次于监院;但就在那年十二月他竟“消号”云游去了。他本来可以享受安稳舒适的生活,但却放弃了自己的地位职务,甘愿过游方道士的艰苦生活,使我很感动。全真教的精神没有死!就我所知还有两个这样的人――督管白全一和另一个知客李信录两位上层道士也忽然离庙去过下层道士的云游苦修生活。
  晚上勤杂工给我的房间点上了一盏灯,这时我才意识到庙里没有电灯。我后悔没把现代文明的产物――手电筒带上。我在摇晃的灯芯下费力地记着白天遇到的许多有意义的事情,写着写着抬头向外看去,庙里所有的房间全部漆黑一片,原来已经是子夜时分。一切生物都睡着了,和自然融合为一体,只有我这个“不自然”的人打破了这种和谐,消耗着灯焰,乱七八糟地记着。
  我于是体会到道观里面的价值观和外面的正相反,所谓人为的文化活动在这里是无足轻重的。对社会上的人来说收集一点一滴的知识,进行整理概括,从事研究,这一切可能使他们感到骄傲,得到一些满足,认识了自己;但这些文化活动也和生命一样会像蜡烛似的点完燃尽。人如果能拥抱无穷的自然,溶化在其中,比较起来,就很高明。这样的话人们就不会徒劳地去违反生活,无聊地去发动战争。如果一个人的呼吸能与自然和谐一致,就会和自然界的生命之流合为一体。白云观道士的生活极好地体现了这种与自然的合一。我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身心没有和自然合一,在自然之外,一种空虚、卑微和悲哀的感觉袭上了我的心头,于是我吹熄了灯。
  后来我了解到庙里原则上不点灯,因为我是客人才特别给了我一盏。可是在北京的这一地段竟然没电,令人奇怪,所以我问了安监院。首先他说是经济原因。这么大一个庙,几十座殿堂房屋,占地三公顷以上,要是点电灯,费用浩大。其次他解释说道士天一亮就起来,天一黑就睡觉,不需要电灯。经济原因可以理解,第二点我已经亲身体验过了,我认为再问多余,就缄口不作声了。

道士的日常生活:
  夏天五点半钟,东方天刚亮,清脆的梆子声打破了白云观的宁静。梆子一共敲五下,三下慢,两下快,一天开始了。苦行道士默默地干着自己的活,除草、担水、洒扫殿堂、做早饭。上层道士也起来了,梳头、洗脸、穿袍、戴冠、系绦;六点半钟云板一敲,上老律堂念早坛功课经。
  早坛功课一般由监院和另七个道士上殿,监院主祭诵经。敲击钟板有一定规矩,敲几下钟就得击几下板:敲一下钟击一下板,敲两下钟击两下板,敲三下钟击三下板。每逢圣诞节日还要击大鼓。日常功课只用钟板,敲击钟板不得超过三下,所诵经文在《全真功课经》里全有。(略去早坛五部经、晚坛四部经的目录。)
  每逢阴历初一、十五和诸神圣诞,道士们要加念《玉皇经》、《三官经》、《真武经》和其它经卷。天师道的道观只加念《玉皇经》和《三官经》两种。
  功课完毕敲梆子下殿(早晨、中午敲梆子,晚上鸣钟击板),全体道士齐集邱祖殿前,分两排由值日知客率领,往斋堂用膳。到斋堂门口击罄子进堂。斋堂规矩很严格,禁止交谈和东张西望。斋堂上首供奉王灵官,左右两长溜桌子面对面摆得齐齐整整,一直排到底。
  全体道士在桌前自己的地方站好,向王灵官献祭。米饭一碗放在一个小园盘里,经师站在右边,面对供桌,一面敲引罄一面念经,大家跟着他念供养咒和结斋咒。念完后,站在监院左边的道士端盘齐眉,上供,然后退回原处。监院、知客、执事和经师退出斋堂,其余道众坐下用斋。用完斋,离开斋堂之前要向堂上作一个揖。
  如果有方丈的话,他的座位在王灵官壁龛和供桌之间,供桌前面是监院座。神位后面有一块空地存放食具。斋堂另一头墙上齐椽挂着字画,赞扬前几任方丈的品德。东、西墙上镶嵌着石匾,镌刻的是民间道教的基本经卷《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字迹挺大。这说明出家道士和在家信徒都信奉这两部经。
  早膳后道士上经堂诵念玉皇经,接着教育班上课。以前没有教育班,是安世霖创办的,学习四书、五经和道教史专题,约上三小时课,上完课午膳,午后各归各位,或自习或修持。六点半敲钟板用晚膳,晚膳后经师带领教育班习诵经卷(我曾参加过一两次课,不过一点都听不懂,还干扰了人家的学习,所以就没有再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后悔没坚持下去。)
  讲到念经,我过去有一本北宋时期的《北斗延命经》(1119―1125)有一天安监院到我的临时寓所来看我,我把这部经拿给他看。他笑笑说:“我们白云观也有一部元朝的经。”这可是个新闻,我眼睛一亮,问他是什么经。他指着《北斗延命经》里面的一段文说:“你听,我背这一段”,接着就背了起来。背完,他快活地问:“你知道白云观这部元代经卷吗?”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对他那种朴素的得意只好笑笑。在白云观里这样背诵经卷恐怕从元朝就传下来了。如果是现在,我就可以录音,可惜当时正处于战争之中,我只能侧耳谛听。
  晚上九点敲钟板,可以宽袍休息,一天的紧张总算过去了。道士们在庙周围和近郊区散散步走走。有时我邀安监院和我一起散步,人们看见他低声说:“白云观老道”,可是他们却惊愕不解地瞧着他身旁的小个子――穿着道袍,戴着眼镜,不是修发盘髻而是秃顶!
  白云观前面是天宁寺,宝塔有十三层,是辽代遗留下来的着名建筑,十三层八角形的角檐上挂着铜钟,风一吹,发出柔和的响声。夏天的傍晚,钟声阵阵传进白云观内,悠扬清雅,人们还以为这塔是专为白云观建造的哩!
  十点钟敲梆子,准备就寝。大陆的夏天很长,不到十点天不黑。庙里有夜巡房,每两小时巡房敲更一遍。
  以上是夏天的作息时间。白云观的作息时间是根据太阳制订的,到冬天就得改,一天只吃两顿,早斋和晚斋。上面讲过道众在斋堂用膳,伙食由督厨监管,在大厨房做饭。监院、知客和其他上层道士的伙食在另一个小厨房里做,司厨的人叫“高灶”。如果有来宾,他们可以招待来宾在小斋堂用膳,也可以把饭菜打回自己房里去吃。庙里全都是素斋。我在白云观的时候,高灶是个烹调素菜的高手,很有名气。上层道士和一般道众不同,不管冬、夏,他们一天只吃两顿,上午十一点,下午六点用膳。
  每天的菜谱和蔬菜用量是经过仔细选定的,如果发现有人作弊,从严处罚。道众在大斋堂用膳,早晚喝稀饭,两人一碟咸菜;中午吃玉米面窝头和炒菜,外加两人一碟咸菜。不习惯的人吃这种素斋是有困难的。每月初一、十五中午吃馒头,每人一斤,面粉是次等黑面。上层道士的高灶膳堂一般吃稀饭或面条。若有来宾用膳,才配备菜肴,最多不得超过四盘。这和日本素斋的丰盛奢华相差甚远。

晒经仪式:
  我初到白云观是1940年7月l号,相当于阴历六月初一。我选择这一天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想看庙里的晒经仪式。阴历六月初北京地区家家户户晒东西。据说这时候晒衣服、书籍,来年不长虫子、不生霉。白云观藏有一部着名的孤本明版道藏。六月初旬开始启封开柜,取出宝贵的经书,举行晒经仪式。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想要看这部道藏就得等一年。
  据说晒经仪式起源于清代朝廷的祈愿仪式。以前一到阴历六月初一,庙里开始升旗挂彩,举行隆重的仪式,以后一连六天要讽诵六分之一的道藏,相当于佛寺中举行的诵经仪式,念很长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住在白云观时,道士在藏经的三清阁廊沿上摆起长桌子,二十个人用竹刀轻快地一页一页翻经。道藏一共有5385卷,从早上七点开始,一页页翻晒约两小时,三天“晒”完。
  1924至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把这部道藏影印成1120册,发起人是徐世昌和傅增湘。1962年台湾译文出版公司就是用这部影印版出了一部道藏。过去学者苦于看不到道藏,现在由于印影版问世,一般来说可以看到了。如果没有白云观的原版道藏,要研究道教经书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是白云观保持稀罕的道教传统之实例。光这一点就可以证明白云观是道教的文化宝库。
  我在北京的时候,一有空就去白云观,我可以随意住下。安监院也进城来看我。他第一次来看我时,我不知怎样款待他这位吃素的道士,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你可以吃鱼肉吗?”他说:“可以”,我松了口气,但却不由得问:“不犯清规?”他说:“在庙里我们严守清规,可是一出来,就要松动灵活一些。有时道士出来办事,在外要呆两星期或一个月;如果非要吃素,又找不到吃素的地方,岂不是要饿死。即使进城只一天,因为素菜馆不好找,也要挨饿一整天。在庙外要严守清规是不实际的。”他的话讲得很明白,我责怪自己太迂腐了
  在“大东亚战争”时期,我遇到过一些道士,他们会用日语讲“你好”、“谢谢你”。他们表示想多学些日语,我告诉他不要学,因为他们讲的日语听起来很滑稽,也不合身份。
  战争结束后一切都完了。1946年4月底我被遣返,离开北京。我花了很大心血收集的笔记、文件、手稿全都不能带走。当时在北京搞文化的日本人组织了一个小协会,和中国当局协商,要求准许我们把记录和研究成果带回日本。他们答复只要有一个中国地名或人名的记录就不能带走,事实上这就是说我们什么也不能带,因为凡是文化记录没有不讲到中国人民和地方的。我非常喜欢我住在白云观时穿的那件道袍,可是我难过地扔掉了,因为可能会引起检查站的怀疑。
  战后我回到日本,好些年我吃的基本上是土豆根,不喝酒。也就是在这时候,大概是我回国后两年,一位留在北京的朋友写信告诉我安世霖暴亡了,他在丘祖殿前被庙里另一派暴徒烧死了,还附上了一张照片和剪下的部份北京报纸作为佐证。我又惊骇又难过。上面讲到过:我第一次住进白云观之前,庙里发生过冲突。当时安监院这一派把对方的一些道士赶了出去,这些人待在北京,等候机会报仇。不难想像战后的年月是动乱的,这些人能够煽动庙里的暴徒来达到他们个人的目的。
  元朝初年,丘长春祖师死后不久,全真教和佛教沙门在皇帝面前进行了一次辩论。道士输了,结果全真教的经典被定为伪经,给烧掉了。这事件结束了全真教在一般群众中间传播和生根。从此以后全真教发展成一个驯服的道观里的实体,供奉朝廷罢了。这一传统在白云观一直保存了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世霖是在丘祖殿前被烧死的,这就是说全真教自己把观内道教的帷幕放了下来,这一行动正巧发生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开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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